阿马蒂亚・森：论社会排斥

内容提要：“社会排斥”目前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的研究重点。本文考察了社会排斥与贫困、能力剥夺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能力剥夺的关系特征，并指出“社会排斥”兼具建构性和工具性两种特征。最后，文章分析了“社会排斥”的多样性，讨论了不平等与关系贫困、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信贷市场上的排斥、与性别相关的排斥与不平等、医疗保健、食品市场与贫困等问题。

关键词：社会排斥;社会关系;剥夺;贫困

作者简介：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摘译者：王燕燕，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实习研究员。本文最早是1998 年为亚洲发展银行准备的文稿《社会排斥：对概念及其相对性的批判性评估》，1999 年8 月阿马蒂亚・森对文章进行了修改。作者感谢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等人的有益讨论和评论。

一、 引言

从词源学看，“社会排斥”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在25年前，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然而，即便如此，在讨论和研究贫困与剥夺问题时，“社会排斥”已经被人们频频引用。目前，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文献已是汗牛充栋，而且新的研究文献还在不断涌现。

已有研究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个广泛涉及经济社会问题的概念。在界定法国的受排斥人群时，勒内认为以下群体是“受排斥的”――这些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10：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

继勒内之后，一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受排斥群体的范围。如西尔弗(1995)曾总结性地指出，在以下方面“人们可能会遭受排斥”：生计，有保障的固定就业，收入，财产、信贷或土地，住房，最低或普遍消费水平，教育、技能和文化资本，国家福利，公民身份与法律平等，民主参与，公共品，民族或主要种族，家庭关系与社交活动，关爱(Humanity)、尊重( Respect)、满足(fulfillment)与理解(Understanding)。人们可能遭遇排斥的地方不胜枚举，而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文献显然也无法一一列举。

然而，“社会排斥”研究并非一帆风顺。积极倡导社会排斥理念的人对此概念推崇备至，他们常常以社会排斥之名不加选择地罗列问题，从而影响了一些学者对贫困与剥夺问题的研究。1997年，艾尔泽・厄延 就曾毫不客气地评论了“社会排斥”理论的研究状况。他指出，“初入该领域的学者继续倡导这一概念，并四处奔波去安排各种会议与研讨会，以期找出能够运用‘社会排斥’概念进行研究的问题”。如果说“社会排斥”理论的追随者毫不掩饰对这一理念的执着，那么，批评家们同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对社会排斥概念的滥用。

二、贫困、能力剥夺与社会排斥

首先应该认识到，“社会排斥”与贫困和剥夺研究中的一些概念是有联系的;而事实上，在“社会排斥”术语出现之前，社会排斥思想早就已经存在了。我认为，从将贫困视作能力剥夺这一古老思想出发以考察社会排斥，我们才能对新的社会排斥研究做出更全面的评价。认识到社会排斥分析方法与一般分析方法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那些宜于采用社会排斥这一特殊思想加以解释的特殊问题和焦点问题。

因此，我们还是先来追溯一下社会排斥的思想和概念渊源。首先，我们考虑把贫困单纯地归结为收入匮乏这一观点。此观点由来已久，而且在如今把剥夺与贫困联系起来的研究文献中仍然很流行。然而，这种与社会排斥的关系(Relational)概念相背离的观点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收入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生活的困顿通常缘于收入的不足，从这层意义上说，低收入或许是生活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贫困最终所指还是生活的贫困，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收入或许是满足不受剥夺的舒适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收入却不是影响我们生活的惟一因素。如果我们倍加关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自由，那么仅仅关注实现这类自由的一两个手段而对其他手段视而不见，则是错误的。我们应关注人们困顿的生活，而非他们干瘪的钱包。

把生活的困苦视为贫困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人类富裕生活时就曾经论及，必须“首先明确人的功能”，继而追求“参与各种活动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活贫困指的是一个人没有参与他应该参与的活动的自由。在早期对生活质量所做的实证分析中一些先驱者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格里高利・金(Grogory King)，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y)，安东尼・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等所做的实证分析)，生活的贫困受到了同等的关注。亚当・斯密也认为应该根据“必需品”对人们已脱贫的生活> 可以体面地出入公共场合? 的影响来定义“必需品”。因此，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观(贫困指的是不具备享有体面生活的能力)，其思想源远流长。巧合的是，当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值得我们珍视的各种能力与功能有很多，因此，贫困的能力观必定是一个多维的观点。在我看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排斥”方面的文献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一个人不应该被排斥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从这层意思上说，社会排斥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一部分。的确，亚当・斯密关注“不能体面地出入公共场所”，这其实就是能力剥夺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即社会排斥形式的能力剥夺。此类能力剥夺表明了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每个人的生活注定应该是一种社会生活”。斯密认为，无法自由地与他人交往是一种很严重的剥夺(如营养不良或无家可归)，这意味着应该把某些社会排斥视为贫困思想的构成部分..事实上还应是核心部分。

其次，被隔离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剥夺，因而进一步限制了我们的生活机会。比如，对一个人就业或获取信贷等机会的排斥会导致他在经济上的穷困，而经济上的穷困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夺(如营养不良或无家可归)。因此，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Capability Failure)的原因之一。如果从能力不足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用社会排斥来解析贫困。

认识到社会排斥与贫困及能力剥夺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贫困与剥夺问题的研究仅在不久前才开始引入了社会排斥概念。事实上，社会排斥概念早期引起的轰动应归功于1970年代的相关著作，这距离亚当・斯密(1776)开创性地论述剥夺已经近200年时间了。一旦从能力不足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排斥，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排斥已经是一个几百年来(事实上几千年来)被阐述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现在并不是在探讨一个已被忽略而又被突然提及的概念：即一个仅由新研究者极力倡导的概念，用艾尔泽・厄延的话来说，就是“四处奔波着安排各种研讨会与会议，以期找出能够运用‘社会排斥’概念进行研究的问题”。对把贫困视为缺少做有价值之事的自由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而言，着重分析社会排斥的关系特征是对它的丰富和充实，其理论基础已被广泛深入地探讨和检验过，所以，更确切地说，我们现在考虑的正是着重分析社会排斥关系特征的意义。明确了社会排斥概念的历史渊源之后，我们不仅可以找出社会排斥与早期思想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能使社会排斥的概念和分析更具说服力。

事实上，这种分析的优势之一是它能为浩如烟海的、甚或有些杂乱无章的文献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一个普遍的分析基础。然而，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概念上分析社会排斥，最终不能漏掉社会排斥思想中那些有价值的而在能力分析框架下又无法准确把握的思想。

三、能力剥夺方面的关系特征(Relational Features)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社会排斥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强调了其关系特征所引起的能力剥夺以及贫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排斥文献最先强调了其关系特征(斯密早在18 世纪就已探讨过此问题，他之后或之前的学者对此亦有研究)，而在于这些文献在强调社会排斥的关系特征时所引起的关注。

斯密极为关注那些势必会造成困苦生活的关系剥夺。社会排斥思想就非常适合用于分析此类剥夺。事实上，《国富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社会排斥的工具性影响，以及某些特殊排斥所产生的影响，如某些人(通过立法)被排斥于市场之外或是(由于缺少私人资金与公共支持)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但是除此之外，斯密还明确讨论了建构性的关系剥夺。在广义的剥夺(表现为一个人没有能力完成其想要做的事情)范畴之内，斯密研究了社会排斥的特征。正如以前简要讨论的，斯密在界定享有体面生活所应有的必需品的性质时，他把包容与排斥视为分析贫困问题的关键：就必需品而言，我指的不仅仅是维持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物品，而是这样一种物品，即一国的风气使一些有身份的人甚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觉得缺少这些物品就会不体面，这种风气曾使得皮鞋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一些稍有身份的穷人，无论男女，都觉得不穿皮鞋就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斯密这里所论及的剥夺是遭受无法参与社交活动的剥夺，比如自如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更笼统地说，遭受的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剥夺。这些能力的关系属性在能力不足与社会排斥这两个概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新文献的价值在于其引起的关注，并不在于这些文献把社会排斥视作了一个独立的贫困概念(而没有把社会排斥视作能力剥夺分析方法的主要部分)，也不在于与关系特征相关的思想的新颖。

但是把社会排斥视作能力剥夺的一部分 而又特别关注关系上的诱因 会不会有所遗漏呢?认为社会排斥理论超越了能力分析的所有狭隘性，这种想法令人怀疑。不过，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查里斯・戈尔( Charles Core)在分析社会排斥分析法的独到之处时，把社会排斥视作关系概念，从而为摆脱阿马蒂亚・森率先提出的社会弱势的福利主义观点提供了思路。社会弱势的福利主义观点是一个以能力概念为名( 却依然没有脱离极端个人主义的不完备的社会观。

戈尔把对关系特征所做的详细分析视作社会排斥分析法的一大长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断言能力观必定会忽略这些关系，注定沦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不完备的社会观呢?尽管个人是遭受剥夺的客体(正如社会排斥文献中所提及的)，但能力分析――在斯密的观点成形不久，就已经极为关注造成剥夺的社会原因了。例如，这两种观点都关心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体面地出入公共场合的能力)，并且认为影响这些能力的因素必定是“社会的”。社会排斥与能力分析的不同并不在于社会排斥观点承认某些关系的存在而在于对这些关系所作的集中分析。

我认为社会排斥理论的有益之处不在于其概念的新颖，而在于它极力强调关系特征在剥夺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巧合的是，长期以来，各种排斥问题也已成为发展文献中重要的一部分。与排斥相关的问题不仅包括建构性剥夺(无论是否用能力不足的思想进行分析)，还包括工具性剥夺。传统的发展研究侧重阐述一些问题，比如退出、发言权与忠诚、城市偏向，无地与信贷不可及的主要影响，对妇女参与某些经济活动的排斥，以及大部分人口缺少满足基本需求的机会。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这类问题是很有裨益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排斥新文献的长处在于其具有的研究优势而非概念的变异。当恰当运用社会排斥来分析问题时，社会排斥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新文献已经讨论了早期贫困与剥夺研究中所忽略的许多重要关系。

四、社会关系：建构性(Constitutive)与工具性(Instrumental) 意义

有时遭受排斥本身就是一种剥夺，而且这种排斥会对受排斥人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例如，无法与别人交往或参与社会生活会直接导致一个人的穷困潦倒。除了间接造成进一步的剥夺外，对受排斥人而言，遭受剥夺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这是社会排斥的建构性影响的例证。除了上面提到的剥夺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关系剥夺，这些剥夺不会直接给受剥夺人造成损失，但会间接导致其他一些严重的后果。例如，在某些人看来无法利用信贷市场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当然，一些人能够自由地借贷，而有些人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