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翰：如何解读近30 年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

摘要：当每一位政治学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对政治知识有所贡献，或者说产生学术增量的时候，政治学自然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善于盘活“知识存量”，譬如对走在我们前头的学者的知识贡献不甚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进行重复的难以形成学术增量的研究。《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解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集作者提倡并身体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场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市场经济新观念以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学习借鉴。

关键词：李景鹏文集；转型研究；知识增量；研究方法

一

近几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市场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试图应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譬如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描述。但是，当笔者读了近50 万字的《李景鹏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后的系列文章后，发现原先自以为比较成熟也有一定独立见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鹏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满智慧的、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靠一代代政治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政治学知识产出和积累的过程，中国政治学这座大厦的建设和修缮需要不断有人为它添砖加瓦。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年轻学者在经常关注西方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改进的同时，对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学研究几十年之久的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同样应该心存敬畏，用心研读，批判继承。有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们要推动中国政治学更快发展，就必须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进的。我们总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学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们最新的研究方法为荣，却对西方学者做学问、写论文时所表现出的重视知识积累的良好习惯没有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一般都知道，要产生“学术增量”就必须清楚“学术存量”，他们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因此，在开始某一项研究工作之前，他们会尽可能获得有关知识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复研究。我们的情况则是，过分追求“文章数量”，白纸黑字，只要发表了就是“成果”，至于是不是能形成“学术增量”，似乎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每年在各种各样刊物发表的文章确实数量可观，但学术水平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于此，读《李景鹏文集》使笔者放弃写“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发展”之类文章的初衷，觉得写一篇“读后感”更有意义。

如果说“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的批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李景鹏文集》给读者展现的则是一个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现实解释力的老一辈政治学研究者的风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积西方政治学新名词、术语，也极少引用西方某个著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学习、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而是把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著作彻底咀嚼、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营养、理论知识，应用这些理论知识，采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实践、洞察社会变迁过程，并用自己朴素而准确的文字、清晰的逻辑推演对所观察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与规律进行深入浅出的说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理论素养。因此，希望通过本文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李景鹏文集》。

李景鹏教授所做的中国“转型研究”属于规范研究范畴，但笔者发现其理论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来仔细阅读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著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发现奥勒・诺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间二十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在“两个层次上”、“从两个角度”运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转型分析”，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文集”作者对“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所获得的洞见非常相似。尽管诺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但这种结论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我们对“文集”作者主要用“规范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的信念，让我们年轻学者认识到“规范研究”的价值，确信规范研究同样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从而自觉接受规范研究方法训练，不断提高规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规范研究的方法尊严”，规范研究不应该在实证研究方法面前溃不成军，规范研究应该象实证研究那样有一套严谨的方法陈述，要努力建构规范方法。并指出，建构规范方法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而规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就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长期检验，必须具有知识推进意义并存在进一步争辩的余地，而且解释范式也必须经得起检验，因此规范研究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须具有思想性、知识积累、对触及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笔者读《李景鹏文集》常常被作者对其所研究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实体会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规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传，感觉“文集”读起来很有同感、很受启迪，可方法远远没有学到。也许成功的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建构规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级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过本文引发更多学者透过“文集”感悟规范研究的奥妙。

二

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研究中国转型的落脚点自然放在“政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与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读者翻看《李景鹏文集》的目录，会发现两个“似怪非怪”的现象：第一个是，文集的目录根本找不到“转型研究”这类字眼； 第二个是“，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利益结构”这些本属于经济学研究者常涉及的问题，在文集的目录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政治腐败”、“社会团体”之类的术语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现频率。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似怪其实不怪”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必须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眼光和多学科综合全面的知识，因此，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研究，并长期坚守这一研究阵地，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会在其所写的文章标题中使用“转型研究”字样的。

因为在他(她) 心里，假如把“转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么，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各个具体问题研究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将是也只能是汇入“转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细流。至于“文集”目录所反映出的“经济关怀”，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试图描绘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如何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一步步实现转型。由于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比较广，下面只能有所选择的介绍文集作者解读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思想观点。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阶初始条件”

什么是社会转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转型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转型的起因或者说转型的背景这一点，却不难达成共识。这好比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要对已经跌到低谷的某一只股票将会在哪个点上开始回升进行分析，也就是要预测曲线的“拐点”在哪里的时候，必须对原来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一样，对中国转型的分析必须建基于对发生转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深刻认识之上。“每一位曾经在以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我们所见所闻，在谙熟习常的感觉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它的某种不正常”。《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为中国选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 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这是因为只是到了这时，历史才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我们又正好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作者从思想解放、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切身体验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人治的厌恶和对法治的期待、对经济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对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所起的作用。总之，“若忽视了文革的客观结果对造成我国现代化机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对我国现代化机遇的全面的把握”。这就是文集作者对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的分析。

(二) 对转型过程各种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与国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转变相互促进，两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其使命在于：一方面是随时检视现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哪些有利的条件、积累哪些方面的压力并以怎样的方式转化成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发出预警信号。《李景鹏文集》所记录的正是作者尽一个政治学者的职责，几十年跟踪观察我国的改革历程，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作者对处于变动中的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指出，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其中的政治结构又可以分为政治主体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结构的时候，不但需要将政治结构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而且还要与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了解”。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因此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抓住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各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利益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政治结构将会相应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又富有超前意识。

1、对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互动关系的动态考察

前面已经讲过，文集作者是抓住“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因此，我们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的改革是单条腿走路。那么，李景鹏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 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