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余地的有限性

【摘要】在国际格局的大环境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是极为有限的。中立是一种梦想，倒向美国也是一厢情愿。当中共主动倒向与自己的革命理想相符的苏联时，又受到其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民族利已主义的猛烈冲撞，而此时的中共又不得不忍受来自苏联的冷漠与压力。其局面是尴尬而无奈的。要改变这种局面，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提高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其根本。

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确立的三大对外方针政策，大多数人对/"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欣然接受并因其建立了新型的外交关系、结束了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而引以为自豪的。而对于/"一边倒/"历来争议颇多，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非议，近年来国内也多有论著进一步探讨。对于这种争议实际上涉及到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性问题。本文就其选择余地作一探析，笔者无意于评论/"一边倒/"的利弊得失，也不是要否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旨在探讨选择余地的有限性的基础上，看到目前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应基于什么样的准则，尽管现时的外交比过去要复杂得多。

一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外交战略的制定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此时的中国历经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抗战、再加之后来三年的国内战争，新中国急需得到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

从理论上讲，建国之初的外交战略至少有以下三种选择：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盟；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友好；还可在两大阵营间保持中立。但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实在是极为有限的。

中立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奢侈品。首先，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美、苏都不允许中国保持中立。雅尔塔体系建立后，美苏同盟因二战的结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破裂，大国合作的原则遭到破坏，美决意推行称霸全球的扩张战略，美苏由热战中的盟友变为冷战中的对手，整个世界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两极国际格局。美苏围绕争夺世界霸权和划分势力范围，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此时的中国是居于世界两大阵营交汇点的唯一大国，其/"幅员和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是双方均争取施加影响又都持有敌意的一个目标/"[1]。中国若奉行此道，它将会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极大压力，极有可能腹背受敌。其次，中国自身也不能够在中立的状态下得到发展。因为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又遭受连年的战争，政权不稳固，工农业生产又受到极大破坏，国力甚弱。在这种情况下，其发展特别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都得依赖于强国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再次，从希腊共产党的悲剧、苏南冲突、南斯拉夫的结局及中共受苏联对外关系的制约[2]等因素来看，中国也缺乏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的条件。

新中国外交战略应该如何选择呢？

二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中共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把美国看作是中共外交战略的中心，但中共与美国双方的合作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终归失败。

随着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认为战后中国有可能实现独立、和平、自由、民主、统一。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经济建设的任务便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1945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3]，实现工业化。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中共把眼光投向了国外，提出争取外援主要是利用外资的思想。1944年8月《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也明确提出：/"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4]1945年中共七大把发展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正式提了出来。中共提出利用外援发展中国经济时，特别强调利用美国的投资。中共领导人多次讲到美国能在战后中国经济重建起重大作用。毛泽东甚至说：/"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经济的仅有的国家。/"[5]其原因是经过比较而得来的。其一、由于苏联及其它西欧国家有战后经济的重建问题，不如美国有能力。/"美国资源是巨大的……她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远比欧洲的俄国方便。/"[6]其二，考虑到国民党的因素，与美国合作比与苏联合作更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毛泽东说，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7]在美国政府1945-1946年间的一些公开秘密文件，也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曾准备同美国合作的思想，/"客观的形势，毛泽东及其周围人的情绪，都促使他们在当时把美国看作是中共外交战略的中心/"[8]。

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自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变化。对此国内学者多有详细论著[9]。从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美国方面曾有过三次直接的接触［10］，发生过两轮冲突与合作，最后走上了对抗。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扶蒋与反共两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微妙的过程。1944年事件可以算是序幕，那时以扶蒋为主；1945年4、5月间，欧战结束时，扶蒋反共作为一项政策确定下来，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升级；1948年后，对扶蒋日益不情愿，但为了反共，不得不扶蒋；1949年到1950年上半年，考虑从这一政策中撤退，终未果。对于这一段历史，何迪用了四个字作了形象的概括，即/"欢迎/"、/"别了/"。[11]

导致中共、美国双方合作失败的原因是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众多的原因中，有两点是不可忽略的。

一、主要原因在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保守的对华政策使美国既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当时的内部矛盾，也不能正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中共力量的壮大，而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在反法西斯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美国处于主动的、有利的地位，应该说对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是大的。但美国在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尽管内部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把中国革命看作是/"苏联扩张/"的一部分（尤如苏联攻击美国的全球侵略扩张一样）。在此前提下，中苏关系越密切，美国支蒋反共表现得越突出。在中国革命接近全面胜利时，美国又把研究和分化中苏关系提上日程，并力图/"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对国民党一方面的支持，使自己的政策失去了灵活性，破坏了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不是因为中苏结盟而造成了中美对抗，恰恰是中美对抗导致了中苏结盟/"。［12］

二、中国革命理想的理论演绎虽在一段时间因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在总体上是站在世界反革命力量（帝国主义）的一方的。中共的成立，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出现的。中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13]中共二大就提出了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最高目标，认为/"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 [14] 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报告分析》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把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分为五大类，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特别是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15］毛泽东的这种非/"红/"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的阶级分化和革命思维后来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命题/"。［16］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 [17]1940年初,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他认为中共提出此正确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同时兴奋地指出/"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18］言下之意，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对立，中共会毫无疑问地转向苏联，因为苏联的现在即是中国的未来。

到1947年末，毛泽东发展了/"两大阵营/"的思想，把中国人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因素，中共与美合作失败后便主动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三

中共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积极主动的。

当1947年9月底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两大阵营/"后，毛放弃了/"中间地带/"的理论，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来划分世界力量的格局，也首次使用了/"以苏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19]大约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联系的迫切愿望。1948年6月28日，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因苏南冲突而被开除共产党情报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20］中共在不清楚苏南冲突的本质和实际情况下，便作出《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21］11月，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公开批评了在苏美之间走/"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还特别强调苏共对于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22］第二年，1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予承认和先与苏联建交通商的原则。［23］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我们与苏联应站在一条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24]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扬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 [25]6月4日刘少奇干脆指出/"人们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26]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中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7］与之相呼应的是，刘少奇于月底已赴苏联秘密访问。

依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倒向苏联有中共革命理想理论演绎的必然；二、中共的这种主动是积极的、热情的。对于为何如此主动，毛泽东曾说过：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邓小平也说过，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28］诚然，此时的中共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同，更出于国家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其必然因素的。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奉行/"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而是积极商谈新中国成立的问题，并同意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宣布承认新中国。

然而，考究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因意识形态而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的背后，却隐藏着国家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出发点更多的不是从意识形态，而是从自己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的。这样中共外交战略的选择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其选择余地的有限性又体现在了中苏双方内部关系这一层面上。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前后，苏联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并使外蒙古独立。作为交换条件，斯大林表示支持蒋介石，而不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