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志勇 魏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经验与复杂性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政治理论的回顾，探索中国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理论范式、实践基础和实施途径。提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是顶层设计与实践经验的综合体，不是循序渐进的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一个人为设计、需要不断完善的、大规模的人类协调的复杂系统；正确的思维范式导向、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策略设计，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提；同时，对现代治理体系的本质、形式、目标和策略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治理体系；复杂系统；协同治理现代官僚

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阶段和攻坚阶段，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以强烈的使命感、啃硬骨头、突破利益藩篱、勇涉险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争在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制度体系。

这一决议，将中国辛亥革命就开始的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梦想，变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政策。现代化中国梦的理想，从萌发到今天，已经历经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它酝酿于戊戌变法、公布于辛亥革命、立足于新中国的成立、规划于1965年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奠基于1978 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则是表示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现代领导的集体意识之中，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和发展的操作性目标。

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它与中国现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这都是中国管理学人必须完整理解和身体力行地用理论和实践的努力，协助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对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的回顾，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和政策思考。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的参与。

2 现代化

“现代化”在英语里是一个动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义。Modern这个词作为表示时间概念的形容词，原意为“现世（代）的”或“近世（代）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1]。一般来说，西方社会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和现代（Modern）。中世纪的结束意味着现代的开始。启蒙运动是突破中世纪的先驱。十三世纪诗人思想家旦丁（Dante）的“神曲”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被认为是中世纪资产阶级叩响近代社会大门的思想解放运动先锋。薄伽丘的“十日谈”，彼得拉克的“歌集”，都是那个时代脍炙人口的杰作。十五世纪开始，许多文化艺术和思想革命的先行者踊跃参与了推动“现代”的运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孔德、涂尔干、韦伯、西美尔、特洛尔奇、舍勒、松巴特、华勒斯坦、波德莱尔、贝克、卢曼、马克思、托克维尔、尼采……。

他们中有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等等。他们作品和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文主义精神―――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人文主义的思想，导致了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妄说，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歌颂爱情，要求解放个性，并多方面发展个人才智，提倡冒险精神；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提倡理性，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和唯物哲学；反对封建的残酷压迫，提倡仁慈、博爱；反对等级制度，歌颂友谊和个人品德，提倡平等。这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表现了蓬勃的朝气、乐观的精神、强大的自信和巨大的创造性。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系统的价值基础。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当然，现代（Modern）一词除作为事件尺度的概念外，还有另一含义，即“时新的（New，Up－to－Date）”与“时髦的（New Fashioned）”的意思 。

“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或学说是在半个世纪前出现的。1951 年6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特征。195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中提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1966年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中》写道：“如果必须给‘现代化’下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这样说，它是历史形成的各种体制对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适应过程，这些功能因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激增而处于迅速变化之中。”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曾在《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一文中，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做了精彩的、集合式的表述：“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复杂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长期的过程、阶段性的过程、同质化的过程、不可逆的过程、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概念[2]。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有学者将现代化归纳为：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不仅在技术使用层次，也是一种心理态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文明的形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可用图1表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现代化的进程和特点可以大致用表1 表现出来[3]。

人类从原始社会走来，逐步过渡到现代社会。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生产力，冲击生产关系，带来社会变革。其中，铁器和青铜器的发明提供了农耕工具，创造了农业文明；蒸汽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类使用机器工作和运载的能力，带来了工业革命，创造了城市文明；而信息技术的革命则给我们提供了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经济生活方面，由于技术的大规模使用，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市场和公司的出现，使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人类自古就有的富足平等的理想不再是海市蜃楼；在政治生活方面，基于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政府就成为可能。社会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从原始社会的迷信，到封建社会对君主的依附，到现代社会追求物质财富和后工业社会对人的价值的追求。相关的理论和思想家有亚当・斯密、庇古、洛克、霍布斯、卢梭、康德、马克思、恩格斯、凯恩斯、罗尔斯、阿玛蒂亚森等。他们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特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分配的原则。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现代性的特征，可以大致表述为：技术使用普遍化，人际关系平等化，政治生活法理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和市场化，生活形态都市化，分配方式均富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社会化。

3 治理的本质、类型与现代治理的特点

了解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我们再来探讨现代治理体系的内涵。

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古老又现代的词语。传统上，治理就是统治的意思。按照韦氏百科对治理的定义：治理指的就是统治与控制（Governance Broadly Refers to Rule and Control），是用统治的方法理顺社会关系，达到天下大治。它比小规模的组织中的“管理”内容要丰富，比强调交换行为的企业的经营管理（Management）更强调自上而下的统领和管制。

美国学者麦科迪（McCurdy）曾在著作中把公共管理等同为治理，是一门致力于寻找管理政府和公共事务之最佳途径的学问。缪勒则把治理定义为，“关注制度的内在本质和目标，推动社会整合和认同，强调组织的适用性、延续性及服务性职能。治理包括掌控战略方向、协调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有效利用资源、防止外部性、以服务顾客为宗旨等内容。”[4]世界银行学院对治理的定义是，“治理包括那些决定权利的使用方式、决定公民参与能力和公众决策的传统、制度和过程。”（http：//wbi.worldbank.org/wbi/topic/governance）还有学者把治理看作一个评估政府管理绩效的视角，治理能力可以通过政府动员政治支持的能力（合法性）、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绩效）和处理社会纠纷（冲突解决）等能力来度量[5]。

事实上，治理的内涵广博而且深入。在东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们早就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念。西周王朝特别重视治理中礼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礼仪有助于维持社会体制和社会秩序。孔子生于乱世，极力推崇的就是克己复礼。孟子在治理理念上更进一步，坚持民本主义，认为人民利益应当是治理的最高目标。老子建议“治大国若烹小鲜”，他的思想远远超前于西方的自由放任市场主义。秦帝国迷信暴力征服，汉帝国则把军事力量与文明教化结合起来，唐帝国告诫自己：“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很早悟出了平衡调和的治道。著名的统治术百科全书《资治通鉴》共有294卷，记录了长达1362 年的漫长的政治史，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统治战略。对于历代王朝来讲，维护统治才是治理的首要目标。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治理的话题也长盛不衰。柏拉图通过强调正义、节制等美德的重要性，奠定了政治学的道义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看作天然的政治动物，认为政治学应当研究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政治行为，最终应当为政治共同体（城邦）谋求和谐与秩序。治理之目的并不仅限于制止错误、保护公私财产，还要推动公共之善和公民美德的发展。这是最早的善治的思想。在深入研究古希腊150余个城邦之后，亚里士多德总结指出，最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应当保护公共利益，而非为了统治者的一己之私。

人类是天然的社会动物，由于拥有了理性言说（Logos）[6]，我们变成了社会联合体。众多家庭合为一处衍生了村落，而大量聚集的村落则发展成为国家。国家最初之所以形成，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然需要。到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