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

内容提要：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由于它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动员和治理工具被广泛使用。中共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广大乡村民众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介入、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实现乡村治理，但这种动员和治理的成果却难以制度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关键词：群众运动 乡村治理 中国革命 动员式参与 运动式治理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理论上的群众路线和实践中的群众运动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群众运动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由于它在民众动员、资源汲取、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动员和治理工具被广泛使用。据统计，1949到1976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多达60 余次。这些运动大多与乡村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诸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整风整社、“四清”、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农民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按照辞书中的释义，“运动”系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这样的群众性活动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近百年来，西方学界已经在“社会运动”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文献，形成了群众心理、集体行动、相对剥夺、大众社会、资源动员、政治过程、日常抵抗、新社会运动等不同的理论范式。然而，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西方语境的社会运动存在巨大的差异。简言之，社会运动通常是由社会下层或边缘群体自下而上地（bottom-up）发起，旨在反抗政治权威或既定规则，以维护或争取自身权益；群众运动则往往是由革命政党或党治国家自上而下地（topdown）动员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目标。

西方学界很早就注意到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Gordon Bennett 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大致轮廓和基本特征作了初步探讨。Alan P. L. Liu以群众政治为题，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3]。更多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上山下乡等特定群众运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近年来西方中国研究的一大热点 。最近二十年来，中文学界也陆续出版了一批关于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研究专著。总体看来，既有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某一次特定的群众运动，对其历史背景、开展过程、社会影响等进行描述和讨论，而对中共群众运动作为一种独特政治手段的学理分析则相对比较欠缺。

以笔者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前期研究为基础，本文试图对1945 至1976 年间中共群众运动的运作特征和政治后果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文章首先探讨群众运动中的政治动员及其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其次考察群众运动中不同行为者（国家、精英与民众）的行动逻辑及其互动关系，最后对群众运动作为一种非常规治理模式的利弊得失略作反思。

一、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

中共群众运动最引人瞩目的地方，首先在于其群众性。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一次运动都将特定区域内的民众悉数卷入，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罕有其匹。但是和西方主流政治学所理解的政治参与不同，这种政治参与并非具有独立选择能力的行动者的自发行为，而是在其他组织或个人策动下发生的“动员型参与”。换言之，群众运动之形成，须以运动群众为前提。

1． 动员与参与

中国革命的主战场在乡村而不是城市、主力军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农民未必是政治革命的天然盟友。艾森斯塔特指出，农民对政治有着近乎天性的冷漠感，“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只有在与其他群体和阶层相结合的时候才会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在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 。

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民众动员成效的竞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主义者已经认识到民众动员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要动员的对象仍是地方精英而非普通民众，后者只是“供别人玩政治游戏的棋盘，而不是游戏者”。中国国民党以俄为师进行改组，发动民众进行国民革命，却很快呈现出“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分工格局，在其执政以后也远未能深入控制基层乡村社会[5]。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革命，才真正开始对广大农民群众实施政治动员，使他们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来看，农民群众的动员型政治参与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从一个松散、弱小的国家体系转换成由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共产党所控制的强有力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和国家对广大农民能否以及如何参与政治生活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全面建立后，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体农民被改造为国家农民、集体农民，基层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基本丧失。

从建国前后到文革结束，党和国家为了实现各项宏伟目标、贯彻各项方针政策，通过各种社会改造和政治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有效的政治动员。接连不断、遍及各地的群众运动，成了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运动一旦形成，几乎所有乡村社会成员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间，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是领导者，一般农民群众是参与者，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则是斗争对象。党和国家以工作队为媒介，可以与乡村社区和农民群众实现近距离的互动，保证运动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群众运动还常常伴随着财富的剥夺和权力的调整，这种资源再分配既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乡村民众广泛参与运动的基本动力所在。以一次次群众运动为契机，党和国家可以名正言顺、便捷有效地介入乡村社会生活，实现民众动员和社会治理的目标。

在群众性政治运动中，乡村民众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但这种参与是以党和国家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的，是国家政权和革命领袖动员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与民众在资源占有（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象征资源）上极不对等的结果。人民群众看似享有了参与政治的自由，却没有不参与或以其他形式参与政治的自由，所以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倒政治参与”，即政治参与不是社会和公民从外部对政治体系的介入，而是政治体系通过自我的扩大，把社会和公民纳入政治体系中来。郭正林则用“政治卷入”的概念来描述1949 至1979年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这种政治卷入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缺乏个人选择机会的被动行为，其实质并非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而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众的政治控制。

2. 国家的在场

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地发起种种群众运动，与以下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借助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和形形色色的工作队，党和国家得以直接介入基层乡村社会，对其进行有效的动员、控制和引导；另一方面，通过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中共对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和等级秩序进行了实质性重构。

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中共逐步在基层乡村社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几乎所有乡村社会成员都被纳入其中。绝大多数村庄和生产大队/生产队，都设立了党支部/党小组、村政权、生产大队/生产队管委会等科层组织，贫农团、贫农小组、贫下中农协会等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民兵队等武装组织。由此，中共以自然村为依托，成功地建构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权力的组织网络”，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大大加强。

同样重要的是，派遣工作队直接进入乡村社区并担负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之责，逐渐成为一种惯例，使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和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历次群众运动的总体情况来看，几乎每一个村庄/生产大队的每一次重要运动都是在工作队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工作队对于加强上级党政组织与村庄社区之间的联络沟通，尤其是将上级对群众运动的安排和设计落实到村庄层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家权力在村庄社区的代理人，工作队的关注点首先在于国家意志的实施，而非村庄社区自身的需要。通常情况下，党和国家对村庄的介入一般只限于方针政策的指导，或是在听取汇报后作出指示；工作队的进村则意味着国家对村庄日常生活的直接干预，势必打破原有的权威和秩序结构，使村庄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群众运动期间，工作队在村庄社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必要时可以越过各种基层权力组织，直接对农民群众实施动员和治理，甚至可以借助群众的力量改组或解散这些组织。而本应担负乡村治理之责的党政科层组织，却在工作队、贫农团和普通群众的多重制约和监督下，难以发挥效能。

从帝制时代到国民党政权，乡村精英的来源和构成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垄断着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进而在乡村治理中占据极其有利的位置。而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群众运动中，党和国家能够以工作队为中介直接面对广大乡村民众，不仅对他们进行宣传、动员以完成国家意志，而且有意识地赋予民众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力，使之直接参与到党和国家主导的村庄政治生活。这样，既可以借助民众的力量对基层政治精英实施有效监控，又可以利用民众的权力感将其更深刻地整合到党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来。乡村政治精英（党员和村干部）负有管理村庄日常事务、执行党和国家意志的职责，群众（尤其是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基本群众”）则拥有监督基层政治精英之权，二者所拥有的职责和权力都来源于党和国家的授权，精英与民众相互制约，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去基层精英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并因此发挥主导作用的线性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国家、精英、民众在运动中直接互动的三角治理结构。换言之，借助群众运动，国家力量在村庄场域中真正“在场”了。

3. 朋友与敌人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来看，阶级划分是中共群众运动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明确区分朋友和敌人，将乡村社会分裂为敌、我两个对立的阵营，成了中共乡村变革的第一步。乡村社会本就不是一个团结融洽的共同体，其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阶级身份、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阶级冲突来取代各种旧的身份、利益、矛盾、冲突，以阶级关系去统摄乡村社会基于亲友、邻里、身份、派别、地域、经历等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一份土改文件提出，对于中农与贫农之间发生的利害争执，“应认为这是在旧社会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彼此生活都没有保障的情形下，所产生的结果”；抗战期间一些农民为伪政权服务的错误行为，也“应认为是地主阶级的汉奸恶霸驱使的、传染的”。这样的描述，明确反映了将原本多元、复杂的社会矛盾一元化、阶级化的倾向。

群众运动中的阶级划分往往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但阶级身份一旦确立，就会对乡村民众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如论者所说，“划分阶级成份这件事，决不是什么纸上谈兵，什么统计人数或者人口调查。这是采取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