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二元文化：城乡统筹的“暗礁”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国三农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尤其自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颁行，更将这种贡献制度化。自此，三农贡献便有了制度约束。值得警醒的是，二元制度很快演绎出二元社会，二元社会又孕育出二元文化。二元文化的生成，使三农贡献社会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而且，逐步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反作用于二元制度。这种社会潜意识更凝结成思维定势，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让农民担当，一个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就这样每每成为吸纳危机的海绵体。今天，城乡统筹，时有触礁，革除旧制，屡遭搁浅，其源盖出于此。解剖二元文化的生成机理，分析二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弄清二元文化的深层危害，找出二元文化的消解路径，对于推进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规正社会价值，意义重大。

二元文化：总让农民救危机

城乡二元结构一经制度化，便成了二元文化滋生的温床。在二元制度与二元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城乡的二元性愈演愈烈。一遇重大难题，便从农民身上打主意，即便在中央提出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农民仍然难逃拯救危机的厄运。

――交光粮食，用生命拯救城里人吃饭问题。大跃进年代，为了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各级“诱导”农民虚报产量，然后按照比实际产量夸大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标准向农民征收粮食，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一颗不剩地全交了上去。三年困难时期，不种粮食的城里人坐享供应粮，虽然供应不足，但有稳定保障，顶多是“多和少”与“质和量”的问题，但是，种粮的农民反倒吃不上粮食，普遍面临的是“有和无”与“存和亡”的问题。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称这三年“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海内外学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三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之间。也就是说，大约有近十分之一的农民以生命的代价挽救了危机，拯救了城里人。

――衣食难保，却要无条件接纳市民。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直到文革结束，中国面临的一是吃饭问题，二是就业问题。1957年到1977年的十年间，中国可耕地减少了11%，而人口却激增47%，尤其是城市人口的暴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全国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口号，几千万城市知青和企业职工以及市民被分流到了农村，但其出发点显然是把吃饭危机和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民。虽然以“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为号召，下放知青也能为农村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更多的是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收入减少，甚至失业，却要承受家电下乡的诱惑。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开始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工厂濒临倒闭。一时间，大量企业做出了一项最容易做出的决定――全员减薪部分裁员。农民工收入普遍减少，许多农民工更遭遇失业，二千多万被迫返乡。“轻轻地走了，正如轻轻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农民再次以被牺牲的方式拯救危机。

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受阻，产品卖难立现。有关方面又自然想到了农民这一吸纳危机的最大海绵体，于是又做出了一项看上去是“为了农民”实际上是“伤了农民”的决定，这就是家电下乡。表面上13%的优惠，实际上城市里商家推出的促销政策，打折的幅度往往超过13%，财政补贴的好处全都落入企业的腰包，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变相吃了亏，还枉担了一个享受补贴的空名。农民最需要的并非冰箱、彩电、洗衣机，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他们最渴盼的不是电器下乡，而是资金下乡、公共服务下乡、社会保障下乡、权利下乡。在中国企业的道德诚信建设还十分欠缺的前提下（连“三鹿集团”那么有名的企业都疯狂造假，企业的道德和责任实在令人怀疑，在下乡的家电中，我们已经看到“三聚氰胺”的背影），为腐败的滋生和权力的寻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为劣质家电甚至是家电垃圾涌入农村创造了便利的环境，再加上售后服务不到位和基础设施不配套的现实，农民节衣缩食买下的家电可能成为仅供炫耀的摆设。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过渡到耐用消费品阶段，必须符合五个条件。一是城市化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二是基础设施必须具备起码的配套（比如洗衣机不能没有自来水），三是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制度，四是必须具备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显然，在中国农村，要达到这五个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见，“家电下乡”表面上是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但真正的动机还是让农民拯救出口受阻、濒临倒闭的家电行业危机。

――面对城市快速扩张的土地危机，无偿或低偿支付让地代价。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急剧膨胀，农民的土地逐渐被城市低偿甚至无偿征用，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创业无钱、社保无份、告状无门的“五无游民”，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这种“把利益带到城市，把负担留给农村”的征地制度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圈地运动与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英国圈地运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征地制度带来的后果更令人担忧。①时间不同。英国从13世纪开始到1876年禁止圈地历时400多年，中国从土地承包至今才30多年。②规模不同。英国400多年圈占土地700万英亩，中国1996-2005年十年就圈占耕地1.2亿亩。英国最高潮时失地农民总共77.2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3%，中国失地农民5000万人，约占农民总人口的6%。③性质不同。英国圈的大多是公地和荒地，中国圈的大多是良田。④目的不同。英国完全是经济目的，由养羊后改为发展粮食生产；中国的经济、政治目的都有，除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外，还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政治目的。到2006年底，全国有6866个开发区，80%为非法设立，总面积3.86万平方公里，比现有666个城市还大；全国60个大学城，比赛以中国最大自居，郑州、湖北大学城都在50平方公里以上。⑤圈地手段不同。英国早期用暴力，后以协商方式依法推进；我国始终以行政推动，且无序推进，基本不用协商。⑥后果不同。英国促进了农业发展，由牧而农，形成农业革命，单产提高三分之一，人均粮食增产率达73%，出口量飞增，被称为“欧洲的粮仓”；中国使农业严重受挫，耕地锐减，少产千亿斤粮食。英国对农民影响是极少数，大多数都被工业吸收，提高了生活质量；中国约有60%的失地农民生活困难。英国圈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没有改变小农经济性质，农民社会福利水平没有提高。⑦政府态度不同。英国圈地由民间进行，政府不参与圈地，不但未获益，相反还要帮助失地农民济贫；中国不但直接参与，而且直接“分肥”获利。

行为的个案只能称为事件，但事件普遍化就就集结成一种现象，现象映照并积淀在人的大脑中，就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审美参照和价值取向，进而形成一种思维、观念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经定势和固化，就成为一种文化。

二元文化的特征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仅欧美对文化的定义就达160多种，我国学者梁漱溟说，“所谓文化，不过是人们生活的样法罢了”，这是比较贴切的表述。“总让农民救危机”这种农民生活的社会“样法”正是畸形的二元文化所产的“畸形胎儿”，也是二元文化的重要表征。根据文化通常的归类方法，二元文化包括物态的二元性、心态的二元性、制度的二元性和行为的二元性。

1.物态的二元性。从物态上看，城市是“这样的”，农村是“那样的”。2006年11月，湖南卫视《洞穴之光》向人们展示了一所山区的农村学校，一个洞穴就是一间教室，一块木板就是一张书桌，墙角的蜘蛛网就是孩子们感知的“网络世界”。而那些来“洞穴”戒“网瘾”的城里孩子，他们的学校早已现代化，教学楼、实验楼、教师楼一应俱全。“洞穴”与“大楼”的差距不是简单的“物态”差别，而是二元文化的“物态性”反映。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性的个案，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态二元性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有些方面的差距也的确大得惊人。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5-6倍，位居世界第一，而位居第二的非洲小国莫桑比克的差距也只有3倍，全世界平均差距只有1.5倍，超过2倍的国家仅有十几个。至于基础设施等城乡硬件建设的差距更是云泥之别，无法比对。

2.心态的二元性。在社会心理层面，普遍认为城里人就应该“这样生活”，农村人就应该“那样生活”，这是二元文化的核心。“你真农民！”，已经成为城里人嘲讽人的流行语。“农民”一词在二元文化的“催化”下，已由当初的名词演化为形容词。形容词语境中的农民特征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外表“寒酸”。在城里人看来，农民的外在形象要么是罗中立油画《父亲》的样子，“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神情木讷”，要么是电视上、小说里的标志形象，“头戴民兵帽，身穿破棉袄，一只裤管低，一只裤管高”。2007年，西安推出“农民兄弟逛西安活动”，可当几名农民兄弟带着身份证来到一动物园时，管理人员却对他们的身份表示怀疑，理由是，“穿着打扮不像农民”，足见这种“以貌取农民”的思维十分流行。二是内瓤“傻帽”。在北方城市，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民工进城，腰缠麻绳，进门不按门铃，看球不知谁赢，买水果先问啥名”。2009年，湖南卫视快女比赛中，一评委在点评一位来自农村的选手时居高临下地说“农村八辈子都走不出个人才”，她哪里知道农村是城市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是农村人才的收割机。网上曾疯传一段恶搞视频，说的是一个农民看到出售桑塔纳2000的广告，误以为桑塔纳只售2000块钱，售车小姐于是叫他到隔壁去买奔驰600，说是那样2000块钱可以买三辆奔驰，农民信以为真。在城里人眼中，农民就是现代的阿Q。三是品德“低下”。某房产公司为了吸引客户，打出大幅广告“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里，“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的标语随处可见。憨厚朴实的农民在一些城里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拉登”，是恐怖分子。四是地位“卑贱”。“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从这个民工自嘲的经典比喻中，农民的地位可见一斑。有人通过对《北京青年报》1992年到2004年之间关于农民工的报道的分析发现，70%以上都是表现农民工不健康的、愚昧的、令人讨厌的、给人以不安全感的。这是社会畸形的二元心态最直接的折射。

3.制度的二元性。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有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这一制度设计使城乡二元结构水泥板块式的固化。随后便衍生出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住宅、粮食供给、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婚姻、征兵等各种二元制度。浙江大学一位教授研究发现，隐藏在城市户籍背后有47种权利。也就是说，农民相对于市民仅在一个户籍问题上就缺失了47种权利。由此，各级运用行政手段采取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城市中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而农村中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则主要用征收“三提五统”等办法由农民自己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