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赵晓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路径与现状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村民自治政策的实施，各学科相继介入到乡村研究中，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也不断被抬升进而成为一门显学。“华中乡土派”在其中独树一帜，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到关注其在实践中的命运，一直延伸到对农村社会自身运作逻辑的研究，研究重心不断下沉路。本文以乡村治理为关键词，分三个层面总结华中乡土派近十年的研究现状与路径，希望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乡村治理 华中乡土派 路径与现状

在2004年贺雪峰教授曾以乡村研究的经验提出了几个目标，一是继续做好乡村建设实验基地的工作；二是建立以解释中国乡土经验为主要目标的乡村研究学派；三是建立一种国家农村政策实践的评估和反馈系统。这既是目标也是总结，要实现这个目标，在研究过程中要坚信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对农村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与处境做出理解，在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的实践语境中建构和提升理论。在这一理念的关照下，以华中乡村研究为主的学者组成了“华中乡土派”。研究旨趣也从最初的村民自治研究转到乡村治理研究，进一步延伸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笔者在这里主要讲述近几年来华中乡土派乡村治理研究的路径及研究的转向问题，来表明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性，并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乡村治理研究的起点与演变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应该说与中国治理体制的变革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人民公社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当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面临如何组织基层的重任。在村民自治政策实施之初，虽然官学两届都在努力寻找中国乡村政治的出路，但是他们的研究都直指中国的上层，无暇将结构底层的农村纳入研究视野[1]。

几年之后，遭受冷落的村民自治研究却一越成为乡村研究中的“显学”，这是我们所料不及的，又在预料之中。因为农村政治研究在向上寻找发展空间时，他们的宏大抱负难以与自身的薄弱基础并不相称，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迫使学者的研究重心下沉，寻找新的积累。于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始，以张厚安为主的一批政治学研究者开始深入到农村这块田野，开拓了这片广阔的研究领域，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生存空间。虽然当时还带着知识分子的理想甚至幻想，但能够走出“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的注经式、教条式研究，进行一种“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反思性转换”[2]，还亲自倡导、参与了“编制政治软件”的“村治”实验[3]，也确实是对原有政治学研究“唯书、唯上、不唯实”状况的极大突破了。

在之后的研究中，他们开始进入田野，走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在农村时间的过程与机制，并以此寻找现代国家的真正出路。但是在进入村民自治的实践领域，确又遭遇到很多困境，因为毕竟理论的知识和实践过程存在较大差距。在很多的时候当文本制度遭遇乡村实际时，会出现很多意外。因此，他们开始怀疑村民自治是否可以作为乡村研究的整体切入点。在这个怀疑的同时，很多学者已经在做了。尤其在法学界和人类学界，他们已经关注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实践逻辑。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强调上层建筑要反映经济基础，并身体力行的在研究中主张，倘若不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及运作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创造出好的法学理论，也不可能制定出好的法律[4]。苏力的意见几乎是革命性的，他的意见不仅在法学界也波及了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开启了我们的视野，不在苦苦追寻“村民自治”的脚步，重心不断下沉，力图摆脱政治学单一学科的束缚，以多学科为依托，来关注农村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

徐勇、项继权等学者仍继续对村民自治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拓展为村级治理研究，后来简称“村治”研究[5]。但是，吴毅等认为，“村治”研究太过片面，不能涵盖治理的全部内容，“村治”即乡村治理[6]。此后，他们也在农村中实践了这一认知，贺雪峰教授在1999年提出“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开始进入到乡村社会及其区域差异的研究，并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一书把我们带入到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中，希望通过深入广泛的农村调查，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所实践对象的状况[7]。徐勇、吴毅等在重心下沉的同时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三大主张，进一步强调经验研究和本土关怀的重要性，强调形成学术共同体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成长的重要性[8]。研究框架逐渐脱离农村的民主机制，开始凸现出“农村问题的深度描述和深度访谈”[9]，开始关注农民负担、乡村财政、税费改革、乡村历史等各方面的研究。理论方法上，开始凸现出乡土特色。力图从西方研究的学术基础上打造属于自己的学术取向，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乡村社会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一个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整体的认识。[10] “反对那种表面上似乎在研究农村问题，实则上意欲与西方进行对话”的研究[11]。

可以看出华中乡土派的农村研究之路并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在汲取各学科资源的基础之上，不断地丰富充实研究内容，并把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海外汉学研究、农村政策 研究课题、乡村建设试验等等这些充足的学术资源也成为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的一个工具，之所以兼容并蓄就是因为乡村治理是一项以问题为研究取向的开放领域，它所提供的不仅是对农村社会的深入理解，也是对整个中国前途的打量。要深刻理解当下乡村，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切入的话，就需要理解好三个方面的问题，这是华中学者在乡村治理研究过程中提炼出来的。首先就是要从宏观角度来理解，这是对现代性尤其是市场和现代国家建设对乡村治理逻辑影响的解读。其次就是乡村治理内在机制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国家政策或者制度在乡村的实践的结果为研究对象，而且受区域史研究的影响，力图通过区域对比，展现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差异及反应。最后，关注点放在乡村社会内部，注重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乡村习俗、生态环境、村庄舆论等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虽然这三个方面层次明显，但是在具体研究中是并行而进的。

二、现代化影响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步履艰难地踏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古老的乡村被卷人到现代化的惊涛骇浪之中，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现代化的介人使中国的乡村社会渐渐出现了“治理性危机”。一方面，乡村难以再用旧有的模式进行治理，国家能力的衰退造成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弱化，乡村的失范和无序急剧加速。渐渐衰败的乡村与不断崛起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是一个国家力量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特别是以城市发展为导向的中国现代化要从乡村汲取资源，要求将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去。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大变动和再构造的格局，由此而引发的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成为自20世纪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事情之一。研究现代化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现代化也由上向下及由外向内对乡村治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农村已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行走了几十年，但是其影响近年来才凸现出来。我们在研究传统农村社会时与现代化的这一“遭遇”，主要是看乡村社会如何承接这一外来者，进而回答9亿小农如何支撑起农村的现代化体系？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希望通过市场来解决目前农民增收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就要鼓励农民进城，为了解决进程农民的就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中以曹锦清、温铁军为代表的实践学派，认为必须从当前的国情出发，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提高农民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群体劳作，通过劳动力的合作，把人力资源转变为社会资本”。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够应对市场和国家，才能保持农村稳定、改善农民生活[12]。而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来看，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快速城市化都不是合适之举，相反问题更多。梁漱溟早期的乡村建设认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根本说到底还是文化问题，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西方的道路是学不来的，城市化与农场式经营都缺少在中国推行的条件，要建设好乡村就要以乡村的实际为根基[13]。

在9亿农民的大多数都还没有转移出农村以前，如何维持乡村的治理状态，使农民还能生活在秩序之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就成为学界及政策部门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国家建设始终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是围绕着国家建设这样一项主题展开的。传统上人们也总是倾向于用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基层这个视角来解释建国后基层治理的变化，但是，上述理论对当下基层治理现状的解读总显得有些隔靴搔痒。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深入研究[7]，我们发现基层政权并未按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的规则治理乡村。但是国家建设仍在努力推进中，由此无论是基层政权的体制变革还是村民自治的推行，以至于税费改革的取消都是现代国家试图以各种方式把乡村纳入其中。但是这种努力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随着国家强制性权力在农村的缺失，这种问题异常明显。随着农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在农村，除了公开、正式、明确的社会关系之外，还有大量灰色力量在起作用，如村内人多拳头众的小亲族威胁使用暴力，村外黑恶势力的“在场”等。这些灰色力量深刻地影响乃至决定了农村中正式的社会关系，并因此构成了乡村治理和农村政策实施的另一种不言而喻的“基础”。现代国家希望通过各种制度性建设来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是这种治理的雄心和乡村的现实往往存在脱节，也因此产生了各种乡村治理的危机。申端峰通过对乡村私人生活的研究，甚至断言中国乡村的危机正在从治理危机向伦理危机转移，中国农村在遭遇现代化时，由于准备不及而陷入一系列困境中，这都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14]。

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治理中的外在结构变化对乡村本身的冲击是多么强大，现代化背景下，各种资源在输入其中，但是它们从乡村剥夺的更多，而现代国家建设却限制了乡村传统对资源的挽留作用，乡村问题不断涌现。如果不理解乡村的外部结构，就很难理解乡村变化的内在逻辑。而要回应乡村的外部结构所带来的问题，就要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由此，学者开始进入乡村内部，关注治理的内在逻辑。

三、制度的实践与乡村的回应

这里我们提出的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主要是表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发现其是如何回应外在结构对乡村治理格局的影响的。这里需要通过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关注具体的制度在乡村中是如何安排的与设置的，例如村民自治制度、司法调解制度的设置情况。其次，就要关注这些制度设置具体的实践情况以及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差异，通过这种差异展现政策具体的效果，同时在理解乡村实际的也为乡村政策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为什么要研究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因为中国的农村何其复杂，不仅存在南北大区域差异，而且小区域差异也很明显。因此政策只能针对某个区域的农村，而不能针对整个中国的农村，因此政策针对的往往是一个抽象的农村。政策制定者要掌握一个真实的农村需要学者深入的研究与调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真实的农村的问题，通过不同区域政策实践的真实性，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

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很多学者受制度主义的影响，力图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寻找政治改良的出路，运用理性选择和制度实施这一概念框架。董建萍认为这种模式明显带有西方的改良色彩，不适合传统色彩浓厚的中国经验性模式。因此，必须把“村治”的视野放开、放远，不仅仅从结构性的政治视野来理解村治，要将村民自治作为农村有序的一种办法，关注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的适应性问题[15]。

由此，在理解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时，学者们更加关注了制度在乡村的具体展开过程。徐勇、项继权关注土地制度的实践状态，从具体的土地分配与调整问题，农民对土地制度的态度，土地调整的纠纷来看待土地制度[16]。董磊明强调我们不应该从国家文本来看待村治模式，而要看文本的具体实践程度，要从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关系来讨论乡村治理的现实状况[17]。贺雪峰看到税费改革对乡村传统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