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介民：海峡两岸的民主改革和公民社会

作为台湾研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问题的重要学者，吴介民教授最近接受了"政见"团队的访问，他在台海热门议题、大陆政治改革问题以及民主化相关议题上给出了他的见解。

吴介民教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最近出版了《第三种中国想像》，并合编《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

一、中产阶级与民主

【政见CNPolitics】您曾提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可能性并不高。在您看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将另有其人，还是中产阶级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能力和意愿尚未成熟？

【吴介民】中国民主化推动者将是中产阶级？或另有其人？中国中产阶级推动民主的意愿是否尚未成熟？关于这组问题，我认为大致有三个重要概念需要先厘清：民主化的动力、民主转型的不同阶段、以及中产阶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民主化的动力从哪里来？

根据西方二战之后的现代化理论，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的成熟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结构性条件。中产阶级的成熟又可以从经济水平（一般看人均GDP）、教育水平等等方面来看。这种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结构条件论：比如，一般预测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可能促成民主化的条件就趋近成熟。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超过5千美元，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观察每个国家的民主化历程，都会发现它有一个具体的民主化动能（包括行动主体性agency以及复杂的因果动态）。民主化在每一国家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挖掘下去，会发现它有一个（或一组）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因素。

我们观察这个主要因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这个因素可能是宗教，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例如英国。而在其他区域比如东亚，先以日本为例，它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一个内生性的民主动力--大正民主，但是大正民主后来受到国内外局势影响，在地缘政治变迁的作用下，军国主义浪潮上升之后，民主化的动力就萎缩掉了。之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动力从哪里来？其实是来自于占领军，日本目前的宪法是在占领军（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导下建立的，因此它的西式民主体制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外铄的过程。

接下来看韩国的民主化，它内生的动因很强，而且具有某种区域渊源。全罗南道的民主化运动一直特别强劲，而"光州事件"在促进全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另外，韩国民主化还有一个因素是，从威权到民主化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军的驻扎。美军驻扎具有复杂矛盾的影响。在冷战的格局下，美军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支撑韩国军事威权统治的功能而存在的，像朴正熙政权能够从事威权发展主义，其实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而"光州事件"时，韩国军队开入光州血腥镇压，一般认为至少是得到美国的"默许"。

台湾民主化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这个内生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民进党于1986年成立），再往前到五十年代末期的组党运动，还有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影响。二二八事件时期，台湾已经有一些从政的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具有坚强的民主理念，而且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立的委员会就已经在争取人民的参政权、自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以，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轴线拉长，就会发现台湾的民主化动力，其实和台湾本土的民主化力量在面对外来统治政权的对抗有关。背后的线索，一直存在着本土性和外来性的强劲对抗。在权力分配的层次上，国民党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它同时涉及一个大量移民的历史过程，它从大陆把整个中华民国体制搬到台湾来，这个搬迁、流亡、重建的过程，又伴随著庞大的官僚人员和军事部门的迁移，以及各式各样的流亡者或逃难者，包括想要逃离中共统治的人，或者有些是下层的士官兵，这些人是被拉夫[1]过来的。

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就造成台湾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上一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台湾在1949年的时候，本地人口数大概在700万左右，之后国民党政权所带来的人口数就有120万人（具体数字存在著不同的估计）。对于一个700万人口的岛屿，突然增加了一百多万的人口，对生态资源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回到台湾民主化的内生性问题，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外来的威权政权，把它的那套体制搬了过来，这一定会产生很多摩擦。暂且抛开政治问题不看，只看人口冲击，也可以想见这个影响是多么巨大。再加上这个政权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政策，和本土在地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可以想像那个被压抑、被支配、被镇压的社会潜藏著多少的不满和创伤，多少的忿怨和痛苦。（我把国民党政权在冷战时代的属性成为"类殖民体制"[2]。）这个社会，因此潜存著丰沛的反抗能量，当支配政权展露衰弱的迹象，当被镇压的民间社会逐渐复原、强壮的时候，就会从威权控制的弱环迸发出不满的声音。

谈台湾的民主化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大的历史倾向。在这种历史倾向和政治形势下，台湾的民主运动就一波一波的产生。早在1960年有一个《自由中国》组党运动，筹组"中国民主党"，是外省知识与政治精英中的自由派跟本土的民主人士合作，但是那一次运动很快就被蒋介石镇压掉了，雷震自己就被关了十年。下一波组党运动还要再等超过二十五年，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所以谈到民主化的动力，如果只看所谓中产阶级的成熟，人均GDP到达什么阶段，就做预测的话，其实并不精准，因为这些都属于结构条件问题，民主化需要集体行动主体上、主观上的强烈动能。

第二个是"民主参政权"的问题，这会牵涉到"政体转型"的观念（这里谈的是民主转型），即一个政体从威权到民主化，这个过程一般来说牵涉到两个阶段，一是自由化，另一是民主化--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有时候这两个阶段很贴近，几乎同步发生，有的时候则拉长时间发生。

我们首先看香港社会。它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晚期，就是1997年之前的一二十年间，社会的自由化程度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人民享有相当高的自由权利，受到国家机器的保障，但是香港人民基本上没有参政权，也就是说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化的自由社会。

台湾的政治自由化，有几年特别快速发展，自1986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那五、六年是属于自由化的阶段。1992年开始全面改选立法委员（之前绝大部分立法委员都是从中国大陆跟随国民党来的老立法委员，在台湾被叫做"万年国会"），之后台湾进入民主化的转型阶段。

我们用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那么现在的局面是没有民主化，而自由化呢？现在中国人享有若干自由权利，但是还有很多权利仍被限制。

第三个问题关于所谓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定义很纷杂，先撇开学术上的严格定义，我们暂且将之定义为：受过良好教育、从事白领或管理工作、家庭收入在中上水平的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回过头看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有一群中产阶级，他们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出钱、出力，捐款、参与街头示威游行，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在上述这个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里。他们是台湾很大一群的小型企业的老板，包括台语中讲的"黑手[3]变头家"的一群人。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许多劳动者从学徒、师傅慢慢变成老板。很多小商小贩都算是"小头家"。他们的收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在当时可能就没有到达一般所说的中产阶级那一群人的平均水平。并且，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大学教育的总量控制得很严，这个社会群体在求学的阶段，一般而言也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却不妨碍这个群体追求民主的向往。

所以，我们具体谈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谈它的中产阶级，谈它的定义，很多特定性都要注意。反过来看中国大陆，收入在中上水平，受过比较高教育的（大专以上），职业是知识文化界、白领管理阶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老板的"中产阶级们"，都和国家的关系很紧密，与国家有高度连带和依附性，和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头家-中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在台湾，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一直是国民党的"铁票"。设想中国如果实施民主选举，军公教投票给哪个党？中产阶级支持谁？劳动阶级支持谁？农民支持谁？这个思考，会促使我们去想：中产阶级必然自动争取民主的这个普遍命题，是否是一个"迷思"？

总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都是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到目前为止，这个阶级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争取公民自由权利运动当中"搭便车的人"。当然，也有若干个别运动可以见到许多中产阶级的身影，这些运动主要是和环境以及消费者权利相关的运动，因为这些议题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相对而言不具有政治上的高敏感性，风险较低。

根据中国政府每年统计的群体抗争事件，大概每年的群体抗争事件30%都和土地征收有关，土地征收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还有许多群体抗争是与城市管理有关的，就是一般民众和城管产生冲突。所以，中国这些年的群体抗争主要参与者，多是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受害者，很多时候，是这些中下阶层的受害群体的集体行动在推动着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自由化"(de facto liberalization)。

所以，如果期待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能够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参与管道，可以让中产阶级参与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当中。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

【政见CNPolitics】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众还不具有很高的民主素养，不能为自己在网络上或者现实中的言论和意见负责，还出现所谓"五毛"和"反五毛"，因此实现民主的条件欠缺。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吴介民】"五毛"，我的理解，是指国家用的网络评论员，是国家不信任人民，想要分化人民，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路现象。在这个脉络底下，民主素养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五毛"和"反五毛"都是在扭曲的、备受压抑的环境下在网络上出现的，这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言论过激或者言词暴力。但是在一个具有文化（或文明）素养的社会，即使匿名，民众大致上也不会胡乱发言，他们会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台湾，很多人使用代号、笔名，在网路上写文章，他们会珍惜这个代号背后所代表的发言主体，因此他们就能够得到信任、也会被敬重。

我倾向相信，只要你给人平等的权利与尊重，慢慢形成一个公共领域，是会改善舆论品质的。民主素养问题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中国社会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体验过民主，中国人还没有真实地感受到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民主生活的形态是什么。台湾民主经历的发展也算是很短时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台湾民主的许多缺陷，因此不能无限的吹捧台湾民主。而好和坏其实也都是相对的概念，我们知道台湾民主好在哪、问题在哪、怎么去改善，才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民主政治本身就包含很多不确定性和对于人性黑暗面的承认。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执著在民主素养，就会在看到一些所谓的"暴民"的言论时产生恐惧感，对于民主缺乏信心，担心这些暴民掌握了"民主"的权利之后做出可怕的事情。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他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环境里面，把很多不需要负责的言论都倾倒出来，如果真是进入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和民主政治体制当中，人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就会考虑到他的言论和实际的政治决策是有一种关联性的。所谓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就在这里。进入一个公共领域，沟通在一定层次上须要诚恳而真挚，讲话不能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信口开河就没有人愿意倾听。台湾网络上这种"五毛/反五毛"现象总体而言比较少。

所以说，如果执著于民主素养不够，就不敢进行民主改革，不愿意赋予人民更多自由，不愿意给人民参政权，这会变成一个借口，使中国可能进入更退缩的政治状态。所以，"民主素养不足论"本身是一种"反动修辞"，表面上说赞同民主政治这个进步目标，实际上却用它会造成一些反作用、反效果的可能来反对民主。

最后，要补充一点，虽然拿它来作为一个藉口会使事实扭曲，但是民主素养在一个民主社会不是假命题。实际上，参与民主政治的过程，会使得民众的民主素养一步步提升，这是一个必然经过的历程。当然，我们这里还没有讨论到其他许多因素，包括劣质的资本主义和过度的商业竞争，这种种因素会让民主品质变坏或民主品质无法提升，台湾现在就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