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台湾简史

1

在大约30年前，“解放台湾”已成往事，有一部台湾电影风靡中国，这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这部“彩色电影”可谓是台湾历程的真实写照。与30公里宽的琼州海峡相比，台湾海峡要宽得多，130公里的浩淼汪洋足以使台湾这叶孤舟成为帝国眼中的化外之地，特别是在技术水平极为原始的中国古代。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就进入海南岛，但直到朱元璋时代还没有进入台湾。甚至说，郑和六次下西洋，到达了遥远的非洲，竟然也未曾发现台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台湾海峡只有南北洋流，而无东西洋流，只有南北季风，而无东西季风。帆船时代很难横断航行。即令船舶损坏，失去控制，也只会北漂到琉球，南漂到越南，不容易漂到台湾。”当亚洲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进入火器时代时，困于小岛的台湾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

台湾进入世界主流是从欧洲人的全球征服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大明帝国为了清剿倭寇，曾一度进入澎湖和台湾北部沿海。当时的台湾被中国称为流求(再早之前叫夷洲)，大约有10万左右的原始土著生活在岛上的从林中。他们被中国人称为“生番”或“猎头族”，骁勇好斗，以猎鹿为生，属于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种。

哥伦布之后的17世纪，荷兰人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尘，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陆续征服了太平洋地区。所谓的征服，不过是在沿海设立城堡式的商业据点。17世纪初，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后在台湾南部建立据点，称福摩萨(葡萄牙语意为美丽之岛)。时值中国大明帝国末期，人们这才将“生番”的台湾与“熟番”琉球国(今冲绳)区分开。“台湾”这一名称的出现不过300多年历史。在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的明帝国朝廷公文中，首次出现“台湾”。从现代国家程度上来说，荷兰人或许应是台湾最早的开发者，所以《清史•郑成功》说“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在荷兰人开发台湾38年后，与倭寇和南明政权有着复杂历史渊源的郑氏海盗集团在琉球海域崛起，他们与荷兰“红夷”展开对台湾的争夺。在中国被女真鞑靼征服之时，台湾亦落入郑氏集团之手，荷兰人退回吕宋(菲律宾)。

中日混血儿郑成功将台湾定为东都，“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又“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许多不愿意易发易服被女真统治的中国人渡海入台。1664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将台湾改名为东宁。满清之所以对台用兵，主要是从文化和信仰的冲突考量，女真人要消除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对女真野蛮政权的威胁;在整个大陆沦陷之后，台湾成为维系华夏文明的最后圣地。如果说吴三桂的倒戈背叛帮助了鞑靼征服的话，那么郑氏集团部领施琅的背叛则直接导致大清帝国对台湾的征服。施琅征服台湾后，清廷的一些官员以大学士李光地为首，甚至建议将台湾送还给荷兰商人，以防止汉人据岛反清。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事实上，300年前的台湾除过10多万山地土著部落外，来自闽粤的华人移民也不过10多万人。在维稳政策下，台湾设府，由福建省节制;台湾由郑氏封地变成了施氏家族的私人封地;清廷严禁大陆向台移民。康雍乾时代，帝国人口几乎翻了两番，迫于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的压力，移民偷渡屡禁不止。100年后，台湾新增移民已经接近100万，来自福建的漳州人和泉州人成为移民主体。和任何喜欢内斗的中国人一样，他们之间也经常爆发大规模家族械斗。这种械斗最终引发了漳州人林爽文的起义，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台湾地方政府几近颠覆。为了平复这场席卷台湾全岛的族群仇杀，清廷几乎动用了帝国一多半军队跨海镇压。

在“家天下”的帝国语境中，只有皇权和百姓构成的“天下”，而无人权的世界，因此也不存在国家、主权和领土等概念。在风云际会的19世纪，大清帝国对领土的轻率也正在于此，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似乎也缺乏对“中国”的认同，雍正就常以“异国之君”来自比。

在很长时期内，台湾始终被天朝认为是“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的鸡肋之地。这种轻视懈怠自然引发了日本的长期觊觎。

19世纪末期，经过“明治维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帝国取得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琉球和台湾相继都成为日本帝国的新拓疆土，随之开始了日本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其间，台湾人甚至加入“皇军”，参加了“大东亚圣战”，如著名的“高砂义勇军”。很多年之后，高金素梅多次赴日，要求去除靖国神社里的台湾人祖灵，而李登辉的长兄李登钦同样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1945年，日本帝国在战争中崩溃。中国重新收回了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化台湾。与兵火涂炭了半个世纪的大陆相比，50年和平环境下的高速发展使台湾的现代文明程度足以令人咋舌。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日本人治台跟治朝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日本将台湾作为帝国南扩的桥头堡，以台湾的农业生产来支持本土的工业化，因此对台湾努力建设，尤其是社会秩序、卫生教育和农业治理等方面，日本完全将台湾当做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惨淡经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来说，台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在整个台湾，儿童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因此文盲率极低。无论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这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景象在1940年代的农业中国几乎像天方夜谭一般不可思议。据说，一些大陆来的接收大兵竟然偷偷摘下台湾人的灯泡和水龙头，然后拿回去粘在墙上，但灯泡却不亮，水龙头也不出水，令这些“乡巴佬”好不郁闷。

2

台湾“二二八事件”起因于一起“城管打人”引发的“群体事件”。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 ，台北市一个带着儿女艰难度日的寡妇林江迈的小烟摊，被9名政府执法队员“执法”，林寡妇被“执法”得头破血流。政府毫无人道的暴政与暴行激起广泛的民愤，最终酿成了席卷台湾全岛的“二二八事件”，数万原住民和“外省人”在“官逼民反”(马英九语)中被杀害。“二二八事件”也被称为“2.28起义”，实质上它是一场民主运动，虽然招致了当局的严厉镇压和白色恐怖，但其始终影响着台湾的政治走向。侯孝贤曾以电影《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冷静地叙述了白色恐怖对台湾民众的心理割裂。如今再回头去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导致事态失控，实际上暴露了台湾与大陆之间巨大的文化疏离与心理鸿沟。在这次事件以后的数十年中，退据台湾的蒋氏政权一边强力实行去日本化，一边大肆推进中国化，推广国语(大陆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和中国历史教育，不惜以恐怖和暴力镇压台湾的独立主义和分离主义。

民国41年(1952年)开始，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政府工作重点。1966年8月8日，毛万岁发动清除传统文化毁灭文物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亲自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建博物馆图书馆，使台湾的中国化运动达到高潮。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今年元旦中正曾经郑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择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

很多年后再回首，台湾在科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深厚的教育根基使数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很多人都认为，台湾的崛起靠的是蒋介石从大陆运去的巨量黄金。其实早在蒋介石经营台湾之前，台湾就已经是中国最为富庶文明的地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蒋介石只是延续了这种繁荣和文明而已。据高华的记述，在当时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1964年，民不得不把“反攻大”改“光大”，事性的容消失了。与蒋介石的黄金相比，更具价值的是，强大的美国提供给了台湾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和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台湾正是依靠国际经济这个汪洋大海而成长为一条“小龙”。在这一点上，台湾经济与日本经济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同样，中国30年来的巨变，归根到底也得益于优势互补的国际贸易。今天，中国GDP 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相反，在毛万岁的30年，穷兵黩武的中国被遗弃在世界之外，沦为亚细亚的孤儿，只能螺丝壳里做道场，穷困潦倒自作自受。今日之朝鲜就是当初之中国。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高华)。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台湾曾是中国最为原始落后的地区，但近代以来第一个50年，台湾先是在日本时期实现崛起，从而后来者居上;接下来的第二个50年，又在蒋氏父子经营下实现腾飞，成为中国人眼里的天堂。现在的台湾正进入第三个50年，享受现代文明的台湾终于行走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上。马英九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3

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秋后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蒋介石生前将帝国政权遗传给蒋经国(行政院长)。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被台湾特工跨国追杀，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从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负责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