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钓鱼岛问题――马英九的考验与两岸的共同审视

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存在于中日之间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主权争议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在民间层面牵动着敏感的历史体验与民族主义神经，在政府层面则交织着既尖锐对立又相互缠绕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考量。众所周知，钓鱼岛问题与两岸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两岸的分治状态，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直接涉及两国三方，即它既存在于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又存在于台湾与日本之间，两岸中国人则因此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联系。

当前，两岸关系进入平稳发展的正常轨道，我们有机会思考一些以往被搁置或回避的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是否面临一个更有助于申张中国主权、维护中国利益的新契机?此时提出两岸关系与钓鱼岛问题的关联，会不会干扰中国的亚太战略部署?如何保证这种关联对于两个重大议题的解决都具有正向作用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很显然，由于两岸关系问题、钓鱼岛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寻找到它们之间的交集需要韬略，需要胆识，需要远见，因此必须审慎研判，既要抓住历史时机，维护中国主权，又要使其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大局，使历史地交织在一起的钓鱼岛主权、东海能源安全与开发，以及中美日关系等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

马英九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的考验

1971年因美国归还琉球所引发的钓鱼岛问题在全球华人中引起了强列不满，海外华人首先掀起了保钓运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宣布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拥有钓鱼岛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多年来，钓鱼岛主权的争执，随着两岸与日本关系的进展而消长演进。其中，因钓鱼列岛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台湾管辖，台湾行政当局的立场尤为引人注目。

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对钓鱼岛主权的态度暧昧，尽管官方立场未敢公开更改，但却在刻意淡化这一区域的主权归属，维护领土的行动几近于无，对保钓人士的爱国行动更是百般阻挠。2002年李登辉等一些亲日台独分子更是公开主张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因此，由于民进党当局的不作为，2000年到2008年期间直接卷入钓鱼岛问题的中日台两国三方关系实际上成了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双边交涉，台湾当局的懦弱和自我否定使得两岸中国人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被弱化了。

钓鱼岛果然是多事之地，2008年6月10日，上台仅二十多天的马英九就面临了钓鱼岛问题的挑战，在一起台湾海钓船“联合号”于钓鱼岛附近海域被日本巡逻舰撞沉的严重事件发生之后，马英九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

事件发生后，台湾朝野保钓人士愤慨不已，掀起了又一轮的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浪潮，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放人。马英九则指示台湾“外交部”严正抗议并对钓鱼岛宣示主权。6月14日，台湾“总统府”发表四点严正声明：第一，钓鱼台列屿是中华民国领土，地理上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属于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第二，当局坚决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决心从未改变，也绝不改变。此一立场，“外交部”十分了解并遵行;第三，对于日本政府船舰“在我们的领海，撞沉我国的渔船，扣留我国的船长，我们要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日本立即释回船长及提出赔偿”;第四，要求海巡署立即强化编装，提升维护主权与卫渔权的功能。(注1)

声明发布后，尽管日本方面释放了被扣留的“联合号”船长并表示“遗憾”和愿意赔偿，但由于日本企图同时起诉日舰和“联合号”，台方表示不能接受，坚持赔偿道歉，并召回驻日代表许世楷。紧接着，6月15日台湾“保钓联盟”派出“全家福”号海钓船前入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台湾官方决定由海巡署的九艘海巡舰进行护航，另有立法委员表示拟搭乘军舰到钓鱼岛考察。“全家福”号最后成功地驶近离钓鱼岛零点四海里的水域并绕岛一周，完成了宣示主权的行动，这也是台湾官方船舰自1971年以来首次进入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

这是马英九上台之后第一次处理重大涉外危机。从“总统府”四点声明和召回驻日代表的行动来看，马英九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是强硬和坚决的，这种态度与他刚上台需要继续强化民意支持有关，而在整体的政策中，钓鱼岛立场必然要与他声称的一个中国原则相连贯。在危机处理中，台湾官方的行动改变了以往台湾保钓运动只有民间力量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法理性，对于两岸在和平发展框架下共同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有积极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马英九处理钓鱼岛问题的政策取向解析

对于马英九来说，钓鱼岛问题不是一个单独存在、单独面对的问题，基本策略必然与其两岸政策、对外政策有密切关联，与他个人对钓鱼岛问题的较深体会有关系，也与他所处的执政地位和所面临的岛内压力有关系。马英九早年曾参加保钓运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海域划界的国际法问题，应该说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有较深的认识和思考，他从政后甚至说过“为钓鱼岛，不惜一战”的狠话。

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之势，他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使得两岸改变了在民进党当政时期的种种困局，当然也为他在钓鱼岛问题上清晰表态营造了气氛。但是，马英九毕竟是站在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来处理这一危机，他既要借这次危机处理表明态度，对朝野保钓力量有交代，同时也面临民进党的挑战和压力，需要一个稳妥而谨慎的政策来应对各方压力，包括日本的压力。

虽然马英九当政以来对钓鱼岛问题所言不多，对2008年6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反应也显略迟缓，但基本的政策取向还是能从马英九的整体政策安排和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台湾官方的言行中捕捉到。

首先，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即体现如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认识得到了确认，因此，从一个中国原则出发，两岸共同的政治承诺和责任必然包括“共同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项。马英九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主权归属于中国(他指的是中华民国)，这是其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当然责任，同时也是其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具体实践。尽管与大陆“共同维护”主权尚有难度，但这至少在不制造重大内部政治麻烦的情况下，造成一个客观上与大陆配合、呼应的态势，也是一种形式的“共同维护”。

担任台湾领导人以来，马英九个人对钓鱼岛问题的主权立场并没有过公开的正式的表述，但其行政当局在2008年以来多次明确表达了“中华民国”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在“联合号”撞船事件及其后的“全家福号”主权宣示行动中，马英九当局的立场也表现出与前任不同的明确和强硬。其实，自马英九主政台湾之后，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一直未得到正式批准的“中华保钓协会”终于从“内政部”拿到了承认批文，这使得三十多年坚持战斗的台湾民间“保钓”运动终于有了合法的组织，马英九更因此被保钓人士寄予厚望。2009年5月12日，台湾“外交部”发布“中华民国大陆礁层外部界限声明”重申，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钓鱼列岛、南沙、西沙、中沙、东沙群岛及其周围水域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对上述岛屿及周围水域、海床及底土享有国际法所赋予的所有权益，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或占据，在法律上都属无效。(注2)言语中对台湾不能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些许不满，但总的主权立场是很明确和一贯的。

其次，马英九当局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反映了两岸关系优于对外关系的政策思路。

对于台湾来说，钓鱼岛问题实际上涉及两岸关系和日台关系，在两岸关系毫无交集甚至尖锐对抗的时期，民进党曾将台日关系列为强力争取重点。马英九对“联合号”被撞事件的强烈抗议甚至到撤回驻日代表的决定，反映出马政府对日战略思维的转变。台湾学者林中斌认为，现在马英九在政策顺序上是经济发展优先，然后是主权政治尊严，最后才是军事安全，在发展经济为主轴的情况下，自然与大陆打开僵局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会优于“与邦交国间的名义外交”和“与美日欧间的实质外交”。(注3)

事实上，马英九一上任，日本各界就产生了马政府会“亲中反日”的忧虑，而2008年6月的“联合号”被撞事件后，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思维就完全表露，使得日本方面对其政策可能转向的疑虑得到落实。日本《产经新闻》在6月16日曾以“台湾民族主义抬头、对日态度转为强硬”为题，发表评论认为马英九政权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其根源在于“中华民族主义”所包含的根深蒂固的反日仇日思想，认为自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湾的“中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抬头。(注4)钓鱼岛问题是考验马英九对日政策立场的“试金石”，日本方面的敏感有其理由，因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马英九的强硬立场与两岸关系好转有直接关系，不管是不是“一个中国原则”激发了台湾的“中华民族主义”，至少从结果上看，马英九当局的政策的确发生了转向。

第三，马英九的钓鱼岛政策在强硬的同时也有所保留。

马英九站在“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上，其政策保持了执政者惯有的谨慎，所谓的强硬是有所保留的。当前阶段，马英九政治日程表的优先次序是大家共知的，但这不是表明非最优先议题的解决可以不考虑内部政治压力，或者不考虑与其他议题的协调。具体到钓鱼岛问题上，他的决策必然会权衡内部反应，更不能不考虑台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撞船事件发生后，台湾“外交部”“日本事务会”在处理的手法上显得软弱，未能充分坚持主权立场，结果受到蓝绿“立委”的强烈批评，而在舆论一片哗然之中，行政当局又迟迟没有表态，直到事发三天后才发表“总统府”的四点声明。措辞上虽然足够严厉，但因反应迟缓，还是引发了岛内民间舆论和“立法院”的不满。原本各方还期待马英九作为曾经的“保钓人士”能够多多维护台湾渔民权益，但在复杂的台、日、大陆的三边关系中，马英九决策谨慎迟缓，顾虑甚多，其矛盾心态清晰可见，既想履行“中华民国总统”守土维权之责，又害怕被扣上“亲大陆、反日”的帽子而失去部分民意支持，因此只能在具体应对上努力做到各方都讨好。

第四，台日关系对于马英九依然至关重要。

马英九尽管在决策优先顺序上更重视两岸关系，但是鉴于台日关系的战略价值，即台日实质关系的前进与倒退关系着台湾重大的安全利益，因此马英九当局在具体的事件处理中也采取了一些以避免冲突升级为理由的息事宁人的做法。比如，马英九表示主权和渔权问题应和平冷静协商，要避免影响台日关系，要求台湾船只暂时不要进入钓鱼岛十二海里区域等，这种理性姿态符合以谈判解决冲突的国际潮流，但并不能令保钓人士满意。2008年12月，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日本，吴在日本表示“钓鱼岛属于我们，但我们希望搁置主权议题，联合开发渔业。”这多多少少带有修复台日关系的意味，尽管吴的访日是在撞船事件后半年，但很明显仍是一种平衡策略，马英九当局希望改善与日本关系，消除日本对马英九采取亲大陆政策的顾虑。因此，当2009年9月再次发生日本扣留台湾渔船事件时，马英九当局没有采取强硬立场，只是提出双方要重回谈判桌，要有理性等，反应强度远不如2008年。

当然，马英九2009年的“软弱”反应招致了岛内的不满，台湾一些媒体认为，“外交”谈判永远是软硬兼施，从来只有台湾让步，日本强硬扣船，等于是默许日本扩大海域主权。(注5)立场强硬的保钓派认为，马英九所主张的法制精神在激烈的利益对抗面前，有可能被日本歪曲成台湾当局承认自己对钓鱼岛主张依据极为薄弱而不得不自制、撤退的证据。

钓鱼岛问题与两岸关系：一种历史性的交集

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使得人们有了许多美好的期待，这些期待，在经济领域已随着ECFA的顺利推进而有望实现，而在政治领域，尽管谈判之路漫漫迢迢，虚实不定，但良好的气氛使人们不由得倍感珍惜，心生一些实际上深藏已久的希望，或许，是时候合力应对那些两岸都不堪困扰的问题了?南海主权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正是两个将两岸与中国主权最直接关联起来的重大问题，当这两个问题在两岸之间具备了讨论条件的时候，一定是和平发展之路走得比较平稳之时，因此珍惜是当然的。

然而，与讨论两岸南海合作问题一样，在和平发展条件下探讨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应对，也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重大的问题，必然要审慎周全，因为太多问题需要考虑，例如，钓鱼岛问题到底需不需要公权力层次的合作?如何判定合作时机是否成熟?理想的合作方式应是怎样的?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目的之一是要淡化主权争议，致力于资源的合作开发，台湾也明确主张“搁置主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