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孔立：“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建构

2009年10月10日马英九首次提出“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这个概念[1]，他说：“60年来，台湾人民秉持正直、善良、勤奋、诚信、进取与包容的核心价值，以‘台湾精神’完成改革，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2]。从此，台湾当局对“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建构就开始了。2010年5月19日马英九又提出“文化兴国”的说法，对于“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除了重复以上所说的“核心价值”之外，还补充说：“表在外的就是海洋文化、多元文化、新文化，以及志工文化和心文化”。以上就是马英九所说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基本概念。本文试图就“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内涵、特性、建构的意图以及两岸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内涵

根据马英九上述“表现在外”的五种文化，其内涵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马英九指出，台湾在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三大经济体竞合中求发展，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明，揉合成“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又说：

“海洋文化”，这是“开放与创新”的方面，是“创造”，特别是“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

（二）多元文化。台湾一般指的是：包括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大陆各省文化以及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等在内的多元的文化。有人指出：两岸文化虽来自共同泉源，但台湾吸收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美国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1949年后与“迁徙到台湾的大陆各省文化融合”，让台湾发展出“独特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具体的表现如：“在台湾包容与热闹已成为台湾的夜市风情，外来美食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在地文化，如油条杏仁汤、东山鸭头、山东馒头、新疆羊肉串、中东沙威玛、日本寿司、泰式酸辣料理等。台湾夜市的美食充分展现出台湾的文化包容性”。

（三）创新文化。有如下的说法：台湾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它融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台湾创造了新的中华文化。“台湾更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中华文化在台湾，早已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创造新的艺术表现。从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到影视等等都得到世界高度肯定。”此外，台湾还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创造更能够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发展；台湾民主化之后形成了“多元社会与自由主义传统”，“这两者令台湾具有一些新的想法和自由的创作环境”。

（四）志工文化。马英九强调台湾有“兴旺的志工运动”。“志工运动是很重要的学习，因学到的比付出多，志工运动是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尤其区域志工走到国外服务，代表积极、进取精神，这在中华文化相对较弱。他还说：“台湾的志工运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红十字会和国内其它宗教团体所组成的志工团队，形成很了不起的台湾特色文化。志工无怨无悔，捐钱、捐时间、捐血、捐大体、捐器官，这是自由民主环境及富裕的社会才会出现的自动自发的行为”。

（五）爱心文化。马英九以台湾的佛教为例，说明佛教徒从事关心弱势的工作，这是“入世化”；把佛教当事业来经营，这是“企业化”；有成千上万的志工从事社会服务，这是“志工化”；在世界各地建立许多佛寺这是“国际化”；以上都是爱心文化的体现。“台湾的爱心无远弗届，而宗教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发挥安定人心作用，宗教团体的效率不亚于大企业。”“台湾人充满爱心，认养逾28万名国内外贫童，捐血比率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而台湾民众在日本发生三一一震灾后，共捐输新台币60亿元，令日人相当感动，获得日本各界感谢。这些都显示台湾对全世界都关心，也凸显台湾人就是有爱心，提升‘国家’的形象”。此外，他还提到对同性恋者的帮助，他说，在同志公民运动，台湾也是亚洲第一。他自己在担任台北市长时，“台北市被认为是亚洲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因为政府编预算来帮同志办活动”。

换一个角度，即文化学的角度，从文化的层次来考察，可以把“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内涵表述如下：

（一）物质文化。或称器物文化，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例如建筑、器皿、衣、食等等。在这个方面，他们讲得不多。马英九提到台湾的小吃美食、牛肉面等等，他说：在饮食方面，台湾社会发展了许多庶民的美食小吃，像“牛肉面”，原来中国大陆是没有的，而台湾老一辈的人也不吃牛肉。据考证，牛肉面是来台老兵在眷村所发明，五年前他职掌台北市政，举办“台北牛肉面节”，现在已扩大而为“国际牛肉面节”。[3]此外，还提到台湾的出版事业，“台湾地方虽小，却是世界华文出版中心，每年出版图书达五万多种，中国大陆人口是台湾的五十七倍，但新书出版图书种类只有台湾的三至四倍，可见台湾的出版能量居华文世界之冠”。 此外，还有“启动大故宫计划”、“台湾文化八宝箱”等等。

（二）制度文化。这是通过规范的习惯或文字文本形式固定下来的作为人们生产、生活典范的文化成果。包括社会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法律、制度、规章、条例）等等。提到的有：“废除台湾长期存在的养女制度，并力推民法上的一夫一妻制，明显提高妇女地位”，以及“扎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普遍使用的正体字”等等。

（三）行为文化。这是指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方式进行表达的文化形态。包括当地一些习惯性的规定。马英九说: 中华文化中“善良”与“诚信”的核心价值已融入台湾的日常生活。“台湾的爱心真是无远弗届”。又说，通过宗教力量，“引领民众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此外，还提出要建立“富而好礼”的社会。台湾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诚信、感恩、分享、有礼貌、守秩序、尊重对方、乐于助人等等，受到广泛的称赞。

（四）精神文化。马英九讲得最多的是精神文化，一方面强调“台湾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它融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有非常多值得大陆借镜的地方”。“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强调“台湾因为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使中华文化在台湾，吸收了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由这二者“揉合”成“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当然，在许多场合，他一再强调“公民素养”、“民主制度”、“自由精神”、“普世价值”、“人权法治”等等，强调两岸的差异在于“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

显然，精神文化决定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特色或差异，是文化的灵魂和中枢，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研究“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就应当对它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体现的实质给予特别的重视。

二、“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特性

关于“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特性，台湾方面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一）马英九的“三个特质”说：

一是公民素养植根最深厚；二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转化最细致。民主制度造就了我们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开放的风气、自由的精神，成为创作家的土壤。[4]

（二）盛治仁的“两个部分”说：

传统部分：“以中华文化为底蕴”的传统文化，保存得比大陆好；创新方面：因民主自由制度结合欧美、日本文化，形成创意的文化激荡。因此，传统部分更传统，创新部分更创新。盛治仁强调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他说：“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与中国大陆在本质上和形式上都不太一样的、很有特色的本身的文化”。[5]

（三）杨渡的“三个特色”说：

第一，历史上的台湾移民从大陆带来了传统中国文化，从大陆带来的宗教、民间信仰、宗教礼俗、生活习惯等等已经深入生活，成为台湾文化最重要的根基。第二，1949年前后的大迁徙所带来的大陆各地的文化特色。第三，文革时期很多传统中国文化被破坏，台湾则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还指出，台湾独特的多元文化有三个基本优势：“首先，相较于其他华人地区，台湾有比较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第二，台湾本身有海洋文化的包容，也是移民社会，在汉文化为主体之外，还受到日、美文化的影响。第三，民主化之后形成了多元社会与自由主义传统，这两者令台湾具有一些新的想法和自由的创作环境。

杨渡的看法与盛治仁有所不同，他强调“中华文化是根基”，“台湾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中华文化，就没有所谓的台湾文化。中华文化是根基、是范畴、是特色，是台湾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阳光和空气。如果把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就贻笑大方了”。因此，他认为马英九提出“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概念，“这个说法不是台湾文化驾驭中华文化的‘台独’文化概念”。[6]

（四）林中森“四个非常”说：

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就是每个人都非常殷实，每个人都非常忠厚，每个人都非常善良，每个人都善尽社会责任。[7]

其实，从马英九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强调指出“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有两个特点：第一，他说：“因为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结合，结合成一个非常完整且新的东西”。这说明必须是“二者结合的”，而且是“新的东西”，既不是原来的中华文化，也不是原来的台湾本土文化。第二，他说：“台湾人用台湾的空间，用台湾的人力，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这就是发展了一个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8]这说明它必须是“台湾的”，由台湾人建构的。这样，就把“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与不是“二者结合的”、不是“台湾的”文化区别开来了。当然，它还一直保留“中华文化”的名称，承认“中国文化和传统是台湾文化的根源”，承诺要“传承中华文化”。正如台湾官员所指出的：“马英九政府显然希望借由文化，标示台湾的不同，不否认与大中华文化的血脉相承，但更突出台湾最近六十年发展中逐渐巩固的自由、民主、多元价值”。[9]由此可见，“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是一种传承中华文化但又不同于大陆的中华文化，而是60年来在台湾发展出来的“中华文化”，这才是它的特性。

三、建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意图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观念还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10]建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这一观念，可以表明台湾现有文化的身份（认同），以此作为“我者”并与“他者”相区别。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身份（认同）呢？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有一种获得自尊的基本动机”，“人们有对自尊的需求”，社会认同则是“满足自尊的需要”。[11]建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尊的需求。

建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是在如下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台湾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去中国化”，对中华文化造成很大的伤害。原来的“中华文化复兴总会”被改名为“国家文化总会”，他们强调“台湾文化”，而把中华文化说成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把中国文化说成是“劣质文化”，主张“彻底抛弃”。马英九上台以后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建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目的之一就是要与独派“台湾文化”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