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远：两岸国家认同的特色及其影响

两岸国家认同，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认同是特定区域内的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端认同。两岸国家认同是在两岸几百年的共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又经历了最近二十多年的冲击，具有了鲜明的两岸关系特色。认识和把握这些特色，将有效促进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强化，从而为实现两岸国家认同，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坚实基础、创造必须前提。

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共同命运基础上的最高认同

近年来，在关于两岸认同问题的大量探讨中，多数人很强调两岸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及它们的影响。他们实际上把两岸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视为两岸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进而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两岸认同问题的现实。事实表明，两岸是否存在共同命运，即两岸是否构成巩固的命运共同体，才是两岸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具有强烈的表现，可以说在台湾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初次赴台的大陆人士会感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比在大陆保存得还好。尽管一些极端的“台独”分子宣称，由于“多元文化融合”，形成了以“海洋文化”为主干的“台湾文化”，完全不同于以“大陆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但他们的论述完全不符合台湾的现实，因此在岛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在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气氛中，台湾存在普遍的汉民族认同，甚至陈水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华人”。一些极端的“台独”分子宣称的，所谓“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台湾民族”，则从未被台湾民众认同。在台湾强烈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遍存在的汉民族认同，清楚显示了两岸之间不可割裂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但是，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民调资料显示，在二十多年中，民调对象中自认为是“台湾人”的人数明显增多，而自认为“中国人”的人数则明显减少；更重要的是自认为是“台湾人”的人数，已大为超过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数。以2013年台湾政治大学选举中心的民调资料为例：自认为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为57.5%；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为3.6%；自认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36.1%。民调数据只有参考意义，但仍然可以看到台湾民众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已明显少于对只是“台湾人”认同的变化趋势。显然，在台湾一直保持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以及广泛存在的汉民族认同的同时，台湾民众对“中国人”的认同却已减少到惊人程度，即两岸的国家认同明显减少。这一现象清楚表明，两岸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并不是两岸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世界历史上早已发生过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不能决定国家认同的事例。1776年的美国独立和1822年的巴西独立，就是十分典型的事例。独立前的北美十三州和巴西，作为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都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有着十分相近的文化，至今仍然如此；同时，美国和巴西的主体民族分别来自英国和葡萄牙。但是，美国和巴西最终都实现了独立，对英国和葡萄牙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对此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阻挡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可知，在分别经历了英国和葡萄牙近二百年的殖民统治后，北美十三州和巴西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命运共同体，即各自内部紧密的政治、经济共同利益，以及对此的强烈认同意识，并且与英国和葡萄牙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严重对抗，最终与之完全分离而独立。显然，形成了巩固的，并且与英国和葡萄牙严重对抗的命运共同体，才是北美十三州和巴西争取并实现独立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因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出现了撕裂。

事实表明，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现象的认同问题，具有多层结构，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等。其中，国家认同是位于最高端的认同，决定了国家的稳定或动荡、统一或分裂；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政治认同等，则分处于认同问题的不同层次。包括最高端的国家认同在内，各个层次的认同都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又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如前所述，各层次的认同对于国家认同都有不同重要程度的部分支撑作用，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只有是否具有巩固的共同命运，才是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国家认同决定性因素的共同命运，首先是实际存在的，其基础是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在长期中形成的，紧密的共同政治、经济利益；但同时，共同命运也是意识层面的，是特定区域中的特定人群，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的集中表现。显然，时间因素对于共同命运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即共同利益，以及对此的认识，都是在足够长时期中形成的。对于时间因素的影响，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做出表述，即已形成的共同命运的破坏、消失，必然也需要经历足够长时间。实际上，新的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往往就孕育在已形成的共同命运体的破坏、消失之中，都是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国家认同的形成或破坏，就是共同命运的形成或破坏，即共同利益及其意识的形成或破坏。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其具体表现当然各有特色。

两岸国家认同的特色

实现两岸国家认同的前提是，认识和把握两岸国家认同的两岸关系特色，即认识和把握在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两岸命运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的特点、两岸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发展前景。1895年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即两岸关系，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表现出一系列特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两岸关系的独特性，是两岸关系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于两岸关系中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两岸国家认同这样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不仅需要重视它们具有的普遍性特点，更必须重视它们的特色。但在迄今为止的关于两岸国家认同问题的探讨中，对其两岸特色的重视明显不足，未来必须对之大力加强。

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以及地理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具有明显的相对稳定性，虽然两度受到严重冲击，但不仅都得以保持，而且都在经历冲击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两岸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内涵丰富的共同利益，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朝末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大陆沿海居民成规模地移居台湾，两岸之间逐渐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初期的两岸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但随台湾经济的发展，两岸经济关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互补性，从而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经济利益。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由此，以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方式，建立了两岸紧密的政治关系，而1885年清朝在台湾设省，更强化了这一关系，从而形成了巩固的两岸共同的政治利益。在两岸紧密的政治、经济利益形成的基础上，关于两岸具有共同命运的强烈意识也已形成。清朝初年，大批大陆沿海居民移居台湾后，始终与移出地保持着密切而频繁的联系，即使已在台湾居留几代，甚至十几代，与移出地仍然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几百年来，台湾居民始终关注、参与大陆的科举考试、赈灾及其它公益事业，特别是积极支持、投入大陆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台湾人士的参加和牺牲。显然，台湾人士从来就没有自外于大陆，而大陆也从来没有排斥台湾人士，充分显示了对于两岸具有共同命运的强烈认同。两岸密切的共同利益和强烈的共同命运意识，形成并巩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必须看到的是，在近现代以来，两岸命运共同体曾两度被严重冲击，都遭到了重大损害。但更须强调的是，不仅在受到严重冲击时，两岸命运共同体并没有消失，而继续存在；而且在冲击结束后，两岸命运共同体还得到新发展。1895年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残酷镇压台湾的抗日活动、贪婪掠夺台湾经济，而且强力推行“皇民化”，企图“同化”台湾。但是，五十年中台湾岛内的抗日行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而且台湾的精英人士始终把两岸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台湾抗日先烈蒋渭水喊出“要救台湾，先救祖国”的口号，清楚表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对两岸共同命运的认同。大陆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台湾精英人士赴大陆参加抗日，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这一认同。

1945年10月光复后，台湾岛内一度出现的热烈欢庆，更是显示了台湾民众广泛的祖国认同。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的内战，在长达四十年中，两岸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对抗中，经济交流、人员往来中断，但在岛内执政的蒋氏父子在坚持与大陆敌对的同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在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全面地贯彻了这一立场。所以，尽管两岸隔绝四十年，但台湾民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中国认同。两岸共同的文化、民族，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而地理因素更有独特的重大积极影响。平均宽度150公里至180公里的台湾海峡，在帆船航海时代就已不是难以克服的两岸交流、交往障碍，相反还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通道。可以设想，如果台湾海峡的宽度十倍于其实际宽度，两岸之间肯定将非常难以保持紧密、频繁的交流、交往，从而难以形成密切、巩固的共同利益，以及强烈的共同命运意识。

深入分析近二十年来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现象可以发现，中国认同的明显减少与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持续、较快强化几乎同步进行。这表明，近二十年来两岸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意识出现了明显反差。实际上，这表明两岸的共同经济利益与共同政治利益出现了明显反差。这一现象对于两岸国家认同，既有重大现实影响，又有重大深远影响，是两岸国家认同又一个重要的特色。一般而论，共同的利益与共同命运的认同、共同的经济利益与共同的政治利益，都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上述反常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两岸关系的独特性，是1895年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独特的发展变化的结果。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蒋氏父子在台湾执政四十年，虽然都没能消除两岸命运共同体，但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隐患。日本殖民统治形成的最严重隐患，就是豢养了以李登辉为代表的一批“皇民”情结严重的亲日分子。这些人只有日本认同，而完全没有中国认同。他们人数不多，但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却有很强大影响，一直是“台独”势力的核心和最坚决的支持力量。

蒋氏父子执政留下的最严重隐患是，他们长期坚持的反共立场和与大陆敌对，导致了台湾民众中长期存在着对大陆的敌视、恐惧，进而导致了台湾民众只有“中华民国”认同，而缺乏中国认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中国的国际代表的形势下，很容易就在台湾民众中形成了“中华民国”认同与中国认同的对立。

上述两大隐患在1988年以后，李登辉、陈水扁相继执政的二十年中，不仅充分暴露，而且恶性发展，从而成为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导致台湾民众中国认同明显减少的最重要、最直接原因是，1988年以来的近二十年中，李登辉、陈水扁利用执政地位，在台湾大肆推行“台独”政策，不仅导致两岸以统独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对抗严重激化，而且导致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陷入空前混乱，中国认同的明显减少。其中，强行推进“去中国化”，以及大肆宣扬“台湾主体意识”，具有最恶劣的重大影响。这两项最重要的“台独”政策共同的目的是，制造与台湾民众传统的中国认同对立、对抗的所谓“台湾认同”。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就是这两项“台独”政策目标的集中表现。

必须看到，无论是历史遗留的隐患，还是推行“台独”政策、“台独”思潮泛滥，都为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明显减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这一减少与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强化同步进行，则还有其直接原因。两岸共同经济利益的强化，是两岸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