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陌生人的眼光

开篇：破除思维定势，找寻陌生人眼光的必要性

最近，我在关注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想探究里面究竟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内在的品质，我们是怎么样地来界定这种品质，同时，外面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或者用学者的方式，或者用普通老百姓的方式进行研究。他们的言语，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很多表述和认识已经说了很久了。那么，一直在说的话，背后是不是经得起推敲，是不是有一些表述我们也需要作出一些相应的变动，这是值得我们去重新探讨的。

因为我这几天是在中央党校一个文化班里学习，班级里面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上的文化厅厅长、文联主席等职务，他们一直在讲文化产业等相关问题。我们国家这几年也都在说文化产业。当我们说到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是想当然的，因为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其实不然。对于外国的情况我还是知道一些，比如美国大片，有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制作的。因为我们一旦说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的行为。我们应经说了二十几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终实际上还是把经济作为主导，所以说文化产业这种说法实际上恰恰印证了我们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背后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这种问题，我们大家提出来的很少。我们的文学传统或文化传统里面，我们以为有一些很好的表述，以为这些表述，不用更正。随即，我们就直接认同了。在我们研究或者写文章，就有很多的套话。使用这些套话好像我们在褒奖某一个人，但实际上，这个品质值得表扬吗？今天，我希望大家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从陌生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化传统。

一、回溯中国知识分子对认识中国文化的求索

从20世纪以来，有一些非常值得敬重的人士，他们指出了我们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相比有什么特点。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像陈独秀他们推崇西方文化，认为两者完全对立，希望用欧洲的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这个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但是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代表性的像梁漱溟先生，他比较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其用心可嘉。包括后来季羡林先生也是一样，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觉得过分的否定了中国文化，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确实是这样。所以他们重新界说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他们在维护中国文化的时候，在很多立论上，在很多方面与陈独秀那些人相近。他们会说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主。

我们现在说到新文化运动史，如陈独秀他们，就主张个性张扬，个体经验，认为这种精神都是美得不得了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个性张扬，个体经验究竟是什么。如果说这种经验要是有的，我想说《红楼梦》的时候是有的，《诗经》也是有的，一直就是有的，并不是五四以后才有的。只是五四以后出现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开始流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个性张扬，个体体验，一直沿用到今，一直原来的样子。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个体，是把他说成是很美好的东西，就好像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们说，像易卜生的戏，怎么反对封建主义，走向新生活，都是以个性解放为号召。梁漱溟他们不认为这样，他们更多的认为中国文化实际上是讲阶级的，他们用来肯定一个集体，认为个人只有在集体里面才有意义。

从这里可以联想到，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比如原来的家属结构、村落结构、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所起到的作用，他们的生活又在很大程度上又反映了儒家社会的更高理想、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梁漱溟他们几个也是这样，他们想到，可能西方是重个体，但是我们是重群体的，而且重群体的这种痕迹很多。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一般做比较文学的人和政治思想学界的人也会说，西方重个体，中国重群体，重社会。但是，实际上外面的人看起来跟我们不太一样，有一些学界的前辈他们做的都非常优秀，像哈佛的杜维明，他要在美国来弘扬儒教文化，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我们经典上的文字如何说，就认为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一个社会学家跟老百姓的很多行为习惯，或者说文字与习惯，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就要看看，外面的人怎么看。我想到苏联文论家巴赫金，我们都知道，他有提出狂欢理论，他还有一个词叫polyphonic，多声部，然后他还有个关键词叫“外围视角”，就是你处在外面来看一个东西。最近几十年，在整个西方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跟我们课程的主体相关，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流亡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齐亚乌丁•萨达尔，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exile（流亡者），流亡者从一个地方出来，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再到一个地方。他不属于一个固定的地方，很多方面他有一个优势。优势是什么萨达尔本人没说，但是，巴赫金说到的了，那就是外围视角。他不固定的地方，就是几种文化结合起来的产品。他总是能以外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东西。所以，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后现代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很重要一个分支就是，你流亡者的身份能给你带来的优势。

作为中国学者，使用外围视角是不够的，要分析原因，我暂时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长久的生活在一个地方，浸润一个同样的文学，读差不多的这种文学史的表述，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事情天经地义必然是这样的。但是一旦你用外围视角，你就会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刚才举的例子，不管是陈独秀、梁漱溟，他们的观点不同，一个说中国个性张扬不够，另外一个梁漱溟说我们的社会是重群体的，西方的社会是重个体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界是怎样的一种态度。

我今天拿的这本书的，是一个美国的女传教士写的，她很多年在山东生活。文学所一位退休的老同志――陈广林同志，他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叫《我日所思》。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但是讲得事情要更早。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传教士怎么说中国社会。书里面取得一些视角，我们从来没想到过，但仔细一想，好像还有一点道理。美国传教士是美国派过来，在美国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错，但是他们有传教的热情。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简•爱》，影片里简爱从罗切斯特离开后，到一个荒原上，碰到有一家人家，看到她昏倒在地，就把她收养起来，很好的照顾她。这个人家里，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叫圣约翰，他公开表示他想跟简爱结婚。圣约翰说，他老早以前，就跟上帝结婚了，他们的结婚很重要，能够帮助他服务上帝的事业，他准备到外面去传教。简爱相对来说不太一样，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她觉得不自然。但是圣约翰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很多的，简爱离开他后，他有可能就来传教了，到中国、印度等地方，开始做很多的工作。

最近几十年翻译了很多的著作，都是跟传教有关的。明末的时候有一个人，叫Matteo Ricci?，我们译为利玛窦，还有像司徒雷登，他家里也传教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都是这些传教士在起作用。在这些传教士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国文化所不具备的力量。这个真的是看来很有感叹。我前几天，还在看美国学者写的传记，关于赛珍珠（Pearl Buck）， 她也是在中国生活多年，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美国一般的情况下，生活条件相比较中国要好很多。建议大家也去看一下，美国四五十年的电影，彩色画面，看起来舒服一些。他们讲的是19世纪下半叶或者20世纪初的生活水准，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美国人的一般人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些美国传教士就放弃这样的生活程度，到中国来。那个传记里还讲到，当地人，怎么处理垃圾，怎么处理人类排泄物啊，怎么用处理人类的排泄物来表示对这家人家欢迎或是不欢迎。看到很多细节，非常有冲击力。

《我日所思》里的这个人也是，她叫安娜?普鲁伊特。那个时候的山东，像梁漱溟他们说，我们有宗族的观念，我们有村落的观念，我们重集体，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中国农村遇到灾难的，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看到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像陈独秀、梁漱溟他们都没有想到的，陈独秀他会想，中国没有个人，梁漱溟会想，个人？个人主义给西方吧。在中国，我们有群体，集体的概念。当时中国乡间，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有麻风病，很多人得病后，知道要传染其他人，就听之任之，自己勉强过日子，也许有一天在街上就死掉了。

书里说，有一天清晨，在门口看到一个得病的孩子，曾经在城里干过活得。得病后，老板把他赶出来，后来在一个庙里待了几天，和尚怕他死在庙里，又把他赶了出来。得病的年轻人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些专门“行好”（原文写的是汉语拼音）的外国人。当然，这个话要打很多折扣，因为外国人来传教，也需要为自己讲很多好话，比如我们要帮助你，要办育婴堂，要办学，这里面，背后也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不批评。我们来看她的观察如何。这个生病的年轻人，是从地上爬过来的，爬了一公里多，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小院子。书中写到，传教士让他躺在一个草垫子上，端来一碗稀饭，放在他身边，还给他拿了一些面饼和开胃的洋葱，对他进行一些比较业余的护理。同时这个美国传教士还找到男孩子的母亲――一个小脚太太，老太太走了十多里路，来认自己的儿子。然后教堂里的人，给他们叫了独轮车，要生病的年轻人坐到车上，把它们送回家。这个背后事情还很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书里说的不一定完全公平，但是我们要用欣赏这种外围视角的态度，来看他怎么说。“也许你会认为中国人心肠太硬，出现这种事，是因为他们文明里面个人主义太严重。”他说的个人主义太严重，实际上是对于周围的人或事得冷漠。

我们读一些美国文化或美国文学史上的东西，会看到，像埃莫森这样的人，他们会非常强调英文里面Individuality，中文的理解就是个人，个性，有特点。他们强调做事情，不应群，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挑战，同时这个individuality他是既有权利，又是有承担的。也就是说，在明知、确知自己的权利的同时，也有很多责任义务，并且要去践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多方面，一个人在很多群体里面，可能是很好的一员，在群体里是有个性的。但埃莫森为代表的人又担心，在19世纪的社会，劳动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原来一个人生活在世上，要做各种事情，但是分工一明确了以后，做的事情范围越来越狭窄。这种生活状态，埃莫森他们认为，是不利于人性的充分发展的，人性的充分发展是整个身体，两个手，有头有脚，现代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只是一个拇指，一个食指，一个鼻子……我们成了一个碎片化的人，完全没有充分发展的，远离头脑并用的人。埃莫森在这种意义上，强调人的个性，但是，这个女传教士看到一种情况，在中国，很多时候，有人遇到了危难，没有人去管理他，大家觉得我管自己的事情，这个不干我的事。这种情况，我觉得在外国人写中国的时候，表现的比较多。

前些年，有一部电影，我不确定这个电影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电影脚本是英国的作家Maugham（毛姆），写得有一本跟中国相关的小说，英文叫《Veil》，中文叫《面纱》。里面就有这样的场景，可能确实毛姆当时就是看到，到了中国一些小城市里面，看到有人就在街上死了，没人去管他们，或者病重，也没人去管他。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他们说中国人是不是心肠太硬了，他们说在中国的文明里面，是不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书中说“每个人觉得应该只顾自己，同情别人多少有些轻率。”就是应该不要轻易去同情别人，同情别人。像我刚才说，在一个庙里面，你同情他，到时候你是要负责任的。人家反过来说你什么话，这样就说社会之间，猜忌比较多。“那个男孩子，在他主人的家里，不仅会给主人带来厄运，死者的母亲还会控告主人对孩子的死负有责任。”这些话要我们觉得，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不完全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我如果的到广州去，在广州火车站，有一个很大的民警的友善提示，有八条或者几条的样子，叫你千万不要去理睬陌生人。你会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