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信任危机与中国体验

所谓中国社会转型，从宏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来看，是指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传统向现代变革；从当下正在推进的社会变革而言，则是特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视野，中国社会转型与发生在西方或其他地区的社会变迁的进程迥然不同。正如孙立平所言，“中国社会转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1］。中国独特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导致13亿中国人精神世界遭遇巨大的震荡，从价值观、世界观到生活态度、行为模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周晓虹将这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2］中国体验的积极意义毋庸赘言，而信任危机、消费主义、金钱至上、婚恋分离、性自由、漂泊与孤独、疏离与冷漠、仇富与恨官、焦虑与倦怠等等，大概则是方文所言的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3］其中，信任危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13亿中国人都被卷入其中、集体感到焦虑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危机是所有国家迈向现代社会都要遭遇的社会危机，是快速变化的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西方国家通过“民主政府”、“司法制度”、“专家系统”、“信用体系”、“社会保险”等社会系统治理，有效地解决了作为现代性危机的社会信任问题。这些现代制度降低了人们应对快速社会流动、高度技术分工带来的不确定性，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会互动所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复杂认知过程，使人们重新获得安全与信任。所以，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风险社会，而且也是一个信任机制发生有趣而重要的方式转变的社会”［4］(P186)。与吉登斯所描述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经历的信任危机不同，当下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由独特的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在社会心理层面产生的无依无靠、不能掌控、人人自危的心理危机。当代中国人的信任如同多米诺骨牌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发生崩塌，从传统的人际关系到现代的符号与专家体系，以及最日常的消费领域和最根本的制度与政府层面，无一幸免。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是中国人幸福感与安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人最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形成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特征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以当面的、在场的熟悉和了解为依据，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为制约，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和保证，从而形成了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式。［5］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养儿防老”、“举案齐眉”、“兄弟手足”、“相濡以沫”、“夜不闭户”这些民间俗语，就为我们勾勒出田野牧歌、守望相助的由家族与邻里等熟人构成的充满信任关系的日常生活图景。熟人社会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唯一不同的是：在传统农耕时代，熟人社会是通过土地及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安土重迁”的习俗形成的；而在毛泽东时代，熟人社会则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户口、单位”等社会控制机制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高考、“返城”、下海经商、进城打工、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孔雀东南飞”式的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静态化的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于是，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开始体验到社会信任方面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邻里关系的冷漠、“杀熟”现象的出现，动摇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那么对家庭成员信任关系的质疑则让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本体安全感。婚姻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倚重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但是一种社会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人生信仰；“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质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父母已经不能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养房防老”；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婚前财产公证”很快成为规避婚姻风险的一把利器，这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却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初就刺伤了彼此的信任与情感，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广而言之，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间似乎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一项调查证实：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搀扶在街头摔倒的老人。“愿不愿意搀扶”测量的是社会冷漠程度，而“敢不敢搀扶”反映的则是人际信任水平。

人际信任危机重创了中国人以“关系”、“人伦”为行为规范的日常生活秩序，人们陷入了不知如何与人交往的困境之中。拿商品消费来说，中国人对购买之物充满狐疑。从汽车、房地产等大宗耐用家庭消费品，到药品、食品、衣物等日常用品无一能让人放心，尤其是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黑心棉、地沟油等一系列假冒伪劣食品所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已成为今天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失范的中国市场引发了全面的消费信任危机：商品价格虚高混乱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虚假的广告信息扰乱人们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决策；低劣的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构成了健康威胁，凡此种种，导致普遍的社会恐慌，引发了危机情绪的蔓延。今天，人们早已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消费活动已成为现代人最频繁发生、最日常参与的社会活动，消费信任已成为人们切身体验和观察社会信任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会传导为对整个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成为指向对政府的不信任。

对中国政府是否信任？不同的社会阶层有迥然不同的看法。2011年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了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6］，网络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尤其是都市精英阶层完全质疑调查的结果的真实性。笔者刚刚结束的一项全国性的社会信任调查研究，则证实了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高信任水平。在中国，政府信任问题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的视角进行解释，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问题。首先何谓政府？我们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民众将政府、政党、国家、制度完全混淆使用，弄不清这些政治学概念的差别，这使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调查者所表达的是制度信任还是政府信任？另外，信任这一概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当被问及什么是“信任”时，大家的答案似乎都集中在“放心”、“靠得住”、“信得过”这些词汇和字眼上，在中国人的语境中，信任代表了一种“保障感”。弄清楚了民众对政府和信任的真实语意之后，我们就不难解释所谓底层民众非常信任政府。其实，与其说是信任政府，不如说是强烈依赖政府。中国政府几乎掌控所有的社会资源与权力，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在资源获取和维护方面进行自我保障，只能寄望于政府。此外，底层的这种认知也与政府通过大众媒介极力宣传无所不能的、强大有力的、大包大揽的大政府形象有关。然而，建立在依赖与期待心理之上的政府信任，一旦遭遇经济停滞、社会保障短缺，或是政府无法兑现大肆宣传的各种民生计划，就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笔者的调研还显示，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等收入以上的社会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很低。他们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尤其是对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社会冲突等越演越烈的社会问题的根治能力失去信任。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近年来大规模的投资与技术移民潮就是他们因对政府失去信任而作出的无奈选择。从更深层次分析，官员腐败与官僚资本的垄断已经成为彻底摧毁原本岌岌可危的政府信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乡土信任，到信任危机，再到社会信任的重建，应该成为中国体验的完整过程。在这一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中，真正完善而成熟的社会信任不应建立对某个品质优秀、能力超群的个人(即所谓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个人)的信任之上，也不能建立在对某个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的信任之上。我们期待的社会信任应该能够获得充分的制度保障，它是建立在完满的顶层设计和一系列百无一疏的技术措施基础上的。这样的信任体系的建构，不仅能够使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而有保障的行动空间，而且也能够使他们获得人生最为完美的精神体验，而这种体验或这种感受，将比单纯的GDP的增长带给人们更多的心理愉悦。

参考文献：

［1］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2］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J］．天津社会科学，2011，(6)．

［3］方文．部分公民权：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J］．探索与争鸣，2012，(2)．

［4］Giddens，Anthony，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In Ulrich

Beck，Anthony Giddens＆Scott Lash (eds．)，Reflexive

Modernization，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5］朱虹．“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J］．学海，2011，(4)．

［6］http：//www．guancha．cn/html/49646/2011/01/29/53655．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