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

作者:吴强发布日期:2015-03-21

「吴强: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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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一座叫重庆大厦的楼宇,仿佛香港的香港,又如全球化的孤岛。香港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从2006到2009年间,和他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对重庆大厦作田野调查,包括与这间大厦的业主、旅馆、餐馆、手机店、兑换店的经理和员工、入住大厦的商人、滞留大厦的避难者、保安、游客、警察、性工作者、托儿等各色人等交谈,甚至随着他们的商业路线、回家路线一路跟踪到孟买、加尔各答、拉各斯、内罗毕等地,见他们的家人和伙伴,最后描绘出大厦人群的民族志。

重庆大厦位于大厦林立的尖沙咀商业区,却如孤岛与周围格格不入。香港本地人每每徜徉尖沙咀一带,到得重庆大厦门前,望门口的南亚人和非洲人而却步,仿佛那是一个黑洞般的贫民窟。而此间流连的商人,主要来自非洲和南亚的小商人,而非当地富商巨贾,犹如苏东剧变之后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国际倒爷,或者今天往返港深两地依靠体力携带手机、奶粉、图书的水客,多是依靠行李将他们在重庆大厦买到的手机、服装等廉价商品带回去。据麦高登教授的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量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被麦高登称为“低端全球化”。

其中要害,恰是这种低端全球化可能才真正反映了全球化的实质,作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建立在对那些被排斥人群或曰“他者”的残酷剥削基础上,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光环下视而不见。时至今日,这一歧视仍然通过香港部分大众对大陆观光客的“蝗虫”心态而表达出来,在过去半年的政治进程中屡有表达并被当局继续利用,作为激化冲突然后分而治之的新的类殖民主义手段。因为,大陆旅游者的抢购行为近乎低端,无处不显示着他们与大陆权贵相区别的“低层”关系,而强化了与香港本地民众相区隔的“他者”形象,与重庆大厦的认知序位如出一辙,也充分暴露出大陆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化中的尴尬地位:河北奶农倒奶的同时,大陆中产消费者们却为避开三聚氰胺的威胁而诉诸香港进口奶粉,引发双方的民族主义冲突,得以继续维持一套强化区隔“他者”的全球化世界工厂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一座全球化中的孤岛?只是,在麦高登的田野中,他从重庆大厦的楼邦自治中看到了世界主义的解决路径,那么中国呢?

吴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记者看书:《世界中心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

原载 印度之窗

香港重庆大厦经常名扬海外,由外国旅游节目《LonelyPlanet》推介,到王家卫拍成电影《重庆森林》,它几成为香港地标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麦高登(GordonMathews)用四年时间,亲历其境研究,发现重庆大厦不只是各色种族出没之地,原来这幢大厦发挥神奇作用,它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亦扮演“全球文化超”的角色。

香港人时常经过尖沙咀的重庆大厦,错觉认为它属于印巴及非洲人的地方,内里充满廉价宾馆,并且是龙蛇混集的犯罪温床,除了低消费游客外,甚少本地人进入。自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在2013年出版《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一书,令外界知道这幢大厦是“低端经济全球化中心”,非洲有两成廉价手机来自重庆大厦,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在此实现“中产梦”。

从2006年至2009年之间,麦高登每周一至两晚住在重庆大厦,亲自记并了解内里的商人、店主、政治庇难者、临时工,以至妓女的生活。这里有南亚裔印巴人、非洲人及少数华裔商人等,他们通过这幢大厦进行贸易,非洲批发商一般在此购买来自中国的山寨版手机,然后运回国售卖,从中取利,而南亚裔人及华裔商人提供电子货品为主。此外,重庆大厦亦是「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俱乐部」,它不一定令他们致富,能提升社会阶梯,西非很多人买不起1300美元的机票,能够到香港经商,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

麦高登教授发现该大厦内有120多个国家的人,他与非洲店主成为朋友。“就算不提香港,重庆大厦的所有商人多多少少在他们祖国还算富裕。这一点在重庆大厦背景下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常常见到非洲人在吃住上讨价还价,尽管重庆大厦已经很廉价,但是它在这些发展中世界游客眼中仍然代表了发达世界的水平。这些年轻商人代表了他们国的上流阶级,他们付得起飞来香港的机票钱,这令他们许多同胞梦不可及。”

据麦高登统计所得,重庆大厦有129个不同国籍人士,种族之间的问题是最大特色之一。他在书中提到,这里的人际关系不算融洽,有曾发生战争的种族,好像印度及巴基斯坦,也有信仰冲突的人,如穆斯林与基督徒、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等,但重庆大厦主要为赚钱,他们比较和气。另外,贫富差距的冲突也没有,临时工或政治避难者赚取较低的工资,他们被剥削但没有怪罪剥削者,他们只是尽力让自己提升。他在书中指出,“重庆大厦与香港其他地方,中国大陆、或其他资本主义地区并无两样,它也表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过,重庆大厦有一些可见的不同之处,不同于露声色的企业剥削,重庆大厦中剥削者与被剥削的人认得彼此的脸庞,受剥削的人不寻求反抗,而是向剥削者看齐。”

    各色人种在重庆大厦内,仿如世界公民,在离乡别井的一幢大厦内,经营自己另一种人生。麦高登把这一群拥有永久香港居民资格的南亚人,或永不能回国的非洲政治避难者,形容为“不得已的世界主义”者,其实他们是飘泊无家的人。在这幢代表地球村的大厦内,他们从食物到宗教习俗,活出“全球文化超”,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文化方式,在重庆森林内活出自己的人生。

“大厦中更多的南亚人,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只是暂时住在香港,尽管他们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因为他们觉得香港是个华人地区,所以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梦想也许不是回到南亚国家,而是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世界主义,这些人也许感觉自己是世界公民,但那是出于苦涩的文化需要,而非世界主义的选择。”

重庆大厦建于六十年代,不少香港人都认识它,看完这本书才知道重庆大厦不是三反五反之地,它有系统运作而且受到法律约束。大厦内贩卖仿冒商品或雇用非法劳工或逾期居港人士,一旦揭发会受到严惩。不过,香港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他们偶尔会被起诉,但麦高登认为,这些人在香港相对安全,当局会有少许容忍,对多样化人口比较宽容,重视商业令重庆大厦发挥正面影响力。

麦高登出版这本书后,每周仍替非洲政治难民补习英文,重庆大厦内里的人不少已成为朋友。麦高登指,他在写书的研究阶段,香港人对这里有点害怕,现在仍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但多了中学生及大学生来这里了解,除了这本书令他们改观外,主要因为不少香港人不喜欢大陆人,他们渐觉重庆大厦是个好地方,确实多了香港人来此吃饭或购物,这是一个转变。

香港向来称自己为国际城,但其实不然,麦高登直接指出,香港最大群外国人是外来家庭佣工,这个城却没有太看重他们,现在中环的白人没那么多,你所看见的国际化景象都在尖沙咀,尤其在重庆大厦,这里几乎有来自全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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