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丰：什么是华夏的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一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汉文世界的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或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著作中，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精湛细部研究的著作称得上是凤毛麟角，而王明珂教授的《华夏边缘》却正是这样的作品。知道或了解华夏民族边缘的形成并非一个遥远而古老的知识，经过作者的描述我们才有恍然而悟的感觉。这种酣畅淋漓的论述所带来的震撼是最初阅读台湾允晨版时获得的。差不多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大陆读者有机会阅读这部著作。[1]

十九世纪以后，民族国家替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新的中国开始“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2]研究中国人的特质，从许多方面相继展开，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都基于同样基本预设来研究华夏民族源渊，即民族是一共有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类似的假设，王明珂认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并不能成为构成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或充分条件。那么，和已有的研究假定对象是“中国人”转而描述“中国人”不同，作者要回答或要解决的问题的：“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或者说为何我们是中国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由此导入所谓“华夏边缘”的确立。作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图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图形。比喻虽然简单，却可以使我们一目了然，看到边缘研究取向的实质。

二

本书共有序论、十二章及结语，可分为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 Barth）的“族群理论”宣称：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边界”，而非包含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与文化特征论者所持有观点不同，一般来说，“族群”理论更趋向一种主观认同。围绕着认同是如何产生、变迁，产生了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论：工具论和根基论。工具论者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根基论者以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同根性”的基本情感，用此来凝聚所谓的同根人群。不过，他们并不强调生物传承或以客观文化特征来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释的传承。例如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一定说他真是炎帝或黄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观认同（assumed）。

王明珂结合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前述族群理论，调合工具论与根基论之矛盾。集体记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但这样，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所重建的“过去”本质如何。将某一族群的“历史”视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凝聚一族群，无疑合乎根基论的判断；同时，它也在现实资源分享与竞争情境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修改、遗忘，以改变族群的边缘，如此说来这样也适合于工具论的观点。

基于以上对族群的了解和理解，作者提出一个不同于“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边缘研究”理论。“民族边缘研究”在方法上也与“民族溯源研究”有相当的差别：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记载当作历史记忆，着重于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边缘分野及其变迁。沿着这个思路，结合人类学的历史学研究将使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族群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这种理解也能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族群生活经验相互映证。

在古代的帝国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帝国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这当然与疆域辽阔有关，而地理单元的复杂性是形成帝国周边的基础。作者在第二部分说明华夏生成的背景，也就是华夏生态边界形成的过程。青海的河湟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和西辽河流域是其论述的重点，以考古资料说明，在这些龙山文化边缘地区的农业人群，如何因气候变迁而逐渐走向游牧化，尤其是专业游牧化道路的。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500-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深深地影响了北方人群的生态变化。在河湟地区，干冷的气候迫使齐家文化以后人们的经济生活，逐渐以养羊取代养猪。到了卡约文化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700-600年或更晚），河湟居民已走向游牧，放弃了农业和定居生活，畜养了大量马、牛、羊等食草动物，为了便于移动迁徙，而少有大型器物转而偏好小型器物和装饰用品。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及辽西地区，在此气候条件下促使人们放弃原有的农业定居方式，采用粗放农作，畜养食草动物并经常性的移动。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南移至晋、陕、冀之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他们便是史书记载中的戎狄。南部的东周诸国，在此刺激下产生了一体的华夏意识，向北驱逐戎狄，扩土拓疆并建立长城以抵御他们。华夏向北扩张，建立长城保护中原资源，如此，更使长城以北习于畜牧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经济之中，专业游牧人群就此诞生。专业游牧化的产生与人类驯养食草动物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游牧化的经营策略在于，通过食草动物将人类不可以直接食用的草类，转化为肉、乳，以供人类直接消费；牵引力、皮毛等也可供人们使用。专业游牧化的形成，促使北方的族群关系发生巨大的转变，华夏民族认同得到空前的强化。作者所谓的“华夏边缘”便为视重视畜牧、不重农业、不定居并有武力倾向的混合经济人群为“异族”，北方族群“非我族类”的概念得以确立。由此，“华夏”也自认为是定居的，以农业经营为目标的，并且爱好和平的人群。长城的修筑，代表游牧、农业二元对立，华夏世界愿意积极保护农业资源区的极限，是一个折衷的选择。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国的建立，也是华夏族群边缘确定具体化的象征。

第三部分为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首先，“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是全书关键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国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个主题，周人是构成华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换言之，追寻周人族源，无疑是追溯华夏民族族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王明珂是以周人族源传说来说明华夏边缘的成长过程。前面考古所见的北方人类生态变迁，成为理解周人族源的叙事基础。《史记》中有关周人族源的说法被作者视为一种历史记忆文本，运用文本分析来探索产生此文本的情境。他指出，此文本强调的是周人与戎狄间的三种对立关系：即行农业与不行农业，定居与移徙，好和平与爱侵掠。因此，该文本产生的情境信息，必然是当时有些人群不经营农业，经常性地迁徙，并习惯用武力的方式进行掠夺。这些正是该书第二部分考古材料所见的，公元前1400年左右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出现在晋陕北部高原、山地，并继续南侵。周人原出自混合经济人群――戎狄，但在他们与部分戎狄进入中原农业区，接着持续地向东扩张他们的势力以后，周人与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关系愈来愈呈疏远的态式。西周时期，姬周与戎之间仍若即若离，表现在姬、羌、赢（秦）、戎间的族群政治之间。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灭了西周之后，“戎”终于完全成为“异族”的代名词。周王朝东迁后，尊王攘夷的呼声高涨，北部各诸侯国纷纷驱戎，修建长城，表现出强烈的华夏认同感，华夏实质性的边界――长城的修筑，是用于保护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农业资源。这种强烈的宣告，终于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线。

秦人融入华夏后，更西方的人群被称为氐羌。王明珂用华夏的“羌人”概念来探索华夏边缘的西向漂移。与史学界的一般对古羌人的研究有些差别，王明珂并没有将“羌”视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迁徙的民族实体，而是将它看成是华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华夏的人”，也就是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因此，分析文献中由殷商到汉代“羌”地理空间之漂移，也就是探索华夏族群西方边缘的扩张过程，这些内容是作者依据其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3]华夏边缘的扩张、推移，在本土层面上有赖于华夏边缘人群接受华夏祖先（历史记忆）因而成为华夏。现在的江南无疑是华夏，但是，吴国以前这里曾被华夏称为“荆蛮”。春秋时，句吴王室宣称其祖源为西周太王之子――太伯。太伯让位而奔于长江下游的吴，成为本地王，因而句吴为华夏之国，苏南人群也成功的华夏化。类似的例子，王明珂列举许多来说明华夏寻找失落的祖先后裔，与非华夏接受一个华夏祖先，促成华夏化及相应的华夏边缘扩张。

第四部分是大陆版与台湾允晨版不同的部分。作者用“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以及“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取代了允晨版中的“羌族历史记忆”和“台湾族群经验”两章。他在大陆版的序言中叙说了替代的原因，这是因为旧有的两章多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现在的研究则倾向于长远的历史观点，并以细微人群的互动关系，来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形成。且当时他尚未完成羌族的田野研究，目下两章更能反映他的学术关系和见解。近数十年来，当代国家与国族主义研究中一直有“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前者在看待当代民族为一有长远历史的民族体；后者则视民族为近代想象的共同体与建构的产物。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一种能调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矛盾冲突的新说，以此来诠释当前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列强的全球边缘空间、资源争夺中，传统华夏边缘地区，也有被瓜分侵夺的危机。由于华夏边缘与华夏在历史过程中有密切的经济互动，且华夏与非华夏之间的边界相当模糊，因而近代中国国族在擎造之始，便将传统华夏与其边缘的部族聚为一整体国族。在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概念之下，民族被视为有共同语言、体质特征、文化内涵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因此，当时知识界的使命是，透过民族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等新兴学问的研究，在知识上完成民族及其边缘的再造。作者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早期民族调查研究为例，说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史语所的民族学者如何走入西南边疆，通过他们的调查研究将传统华夏心目中的南方与西南“蛮夷”，或汉与非汉族群边界模糊的各族群，识别、区分为各少数民族。史语所的学者也曾参与当时民国政府推动的“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用于消除有民族歧视意味的族称，表现出华夏边缘再造的改变。作者借史语所一位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物黎光明的边疆民族事业，来表现近代国族边疆再造的整体情境，以及许多个人如何用其知识、行动甚至生命来贡献国族边缘的再造之中。

在“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这一章中，作者借历史上四川西北部北川居民的汉与非汉族群认同变化，来说明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及这些认同变迁的微观社会过程。中国古文献有“禹兴于西羌”的说法，由秦汉到明清，这种历史记忆被许多华夏西部边缘人群用来强调其华夏认同。然而在此华夏边缘，自称汉人者仍被下游的人们认为是蛮子，他们也视上游的人群为蛮子。如此这样“一截骂一截”的歧视，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北川山区的民众都自称汉人，并且以本地为大禹故乡深感光荣。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及过去被视作“蛮子”的记忆忧在，先是最上游的村寨人群被识别为羌族。而后，自上而下许多山区居民都要求成为羌族，出现“一截攀一截”的情景。大禹则被诠释为羌族的祖先，成为川北羌族的认同符记。仅在川北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两千年来华夏边缘如此摆荡，本地山民被视为蛮子，成为汉人，又成为羌族，见证了近代民族概念下的少数民族化变迁，这只是长期华夏边缘宏观变迁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川北的例子也见证了汉化的微观情景，也就是在华夏边缘之亲近人群之间，人们相互歧视、夸耀、模仿、攀附，这样，许多人群逐渐融入汉民族当中。在这一章之中，王明珂用了一个比喻，就象一截燃烧的木杆，部分已碳化，另一部分则仍为木质，华夏边缘的微观情景便是正在燃烧的部分，从本质上来说这两部分仍是一个整体，从而变的密不可分。

本书的最后，作者用“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为叙述目标，结束讨论。他强调了本书在思考华夏边缘历史变迁的三项主轴，即资源竞争、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从理论层次，他说明了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下，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典范观点的社会记忆如何使得边缘的声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此，在学术上王明珂强调了注重多元因素，边缘及微观声音，也形成了对现实人群的关怀。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