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立联:人口安全与人口政策」正文
维护一个国家的人口安全是这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首要目标,实现一个国家的人口安全利益是这个国家人口政策的基本目的。人口安全并不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学问题,并且,大国的人口安全问题因其“大”,又与其他国家的人口安全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因此,人口政策并不完全是一项关于人口发展的政策,而是建构在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社会和谐、国家安全等基础上的大政策,既是战略性的政策,又是综合性的政策。中国人口安全利益正受到来自人口本身的发展、资源环境约束、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的严重挤压。因此,应当高度重视重构人口政策以及与此相一致的人口管理体制
一、人口安全的人口政策含义
在不同的视域,人口安全有不同的含义和目标。在人口学范围里,人口安全是指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威胁,也就是危及到了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状态就是人口的不安全状态,比如人口结构失衡。超出人口学范围,人口安全有更广阔、更深远、更重大的意义 。正确理解人口安全问题,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人口安全是一种集体安全,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人的个体安全与人口安全有联系,但并不是人口安全,虽然在人口不安全状态下人的个体安全也难以保证。人口安全是基于人口这一群体,或是具有共同标识比如民族、性别、年龄,或是具有共同的生活范围比如共同的区域,或是具有共同的特征比如政治倾向、疾病等。人口发展历史表明,人类在其最初状态是人口总体最不安全的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口安全逐步增强。并且,人口安全危机也逐步从以自然威胁转移到人类自身的矛盾冲突上来,如战争及其他公共安全危机。可以预料,随着可持续发展形势的日益严峻,人口安全威胁很有可能重新回到自然的威胁上来。
――人口安全既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危险,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危机。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由此出发,凡是带来规模人口伤亡,凡因人口条件而致经济受阻、阶层冲突、代际不睦等都可纳入人口不安全范畴。所以,人口安全威胁既要从“人口”本身中去寻找,更要从“人口”以外去探索。
――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形式,还是有关国家安全比如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的诱发因素。人口是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确保人口安全就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同时,人口是国家的主体,维护人口安全也是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如此,人口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人口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地区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民族最核心的安全利益。
――从安全人口到不安全人口,或从人口安全到人口危机,总是有一个过度地带的,也就是人口安全边界和人口边界安全。把危险降到人口安全边界之内,确保人口边界安全,应是人口安全首先注意的问题。人口安全边界即是超过这个边界,将出现人口不安全状态。人口边界安全,也就是处于人口安全状态与人口不安全状态的临界状态。这个临界状态,可能是人口总体上的,也可能是结构性或者局部性的。客观地说,绝大多数国家、地区、民族的人口状态都处于人口边界安全状态。
――大国人口安全问题 。人口,既是综合国力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构成要素,也是其他综合国力构成因素的载体。一个较小人口规模的国家是不足以成就其大国的,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如果说在纯粹自然经济条件下,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还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一个人口小国还可以凭借一时之动员能力成就所谓军事强国(最终却因人口规模太小无力支撑而衰落,甚至亡国),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日益复杂多样的情形下,大国必定以较大的人口规模为基础的 。因此,一定的人口规模是达至大国的人口条件,并且随着发展的增强,大国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 。确保综合国力必需的人口条件,尤其是必需的人口规模,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不是不断衰竭的前提条件。所以,确保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大国人口安全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内生性人口安全问题
所谓内生性人口安全问题,就是人口本身的变化引起的人口安全问题。
(一)年龄结构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
适宜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保证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促进人口安全的人口学条件。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之一,因年龄结构而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也是最基本的人口安全问题,对一个较小人口规模的国家、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大国因年龄结构而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虽然没有小国那样直接、显而易见,因其庞大的人口规模所致内部缓冲,使得大国因年龄结构而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同时也是累积的,不易调整的。到爆发时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因此,对中国来说:一个过于年轻的人口类型,意味着未来人口倍增的持续,既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大趋势是不相一致的,也是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条件是不一致的;一个过度老年化的人口类型,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国来说,意味着投资与合作、发展比较优势的丧失和发展负担的沉重,也与大国的人口规模相冲突,与大国发展的人口条件相违背;一个大起大落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既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相违背,也与中国这个自然灾难频发的基本国情不相符合的。
(二)性别结构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
性别失调,不是一个简单的婚姻挤压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从多方面威胁中国人口安全。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其中15-35岁人口占70%以上,男性占七成左右。成年流动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以“性”为中心引发的矛盾冲突对人口安全的威胁既是现实的,又是深远的。一方面,因“性”不能满足而导致的性心理失衡会对社会构成破坏;另一方面,因对“性”的索取而对社会构成威胁;不管是破坏还是威胁,对象都是人口,虽然其中的女性人口也许是大多数。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80%的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50%以上的农民工依靠性幻想、看黄色录像或色情书刊、嫖娼、强奸等方法来满足性要求。广东省疾控中心抽样调查显示,外来流动人口的性病发病率高达15%,同时,艾滋病易感人群中,外来流动人口居第三位,仅次于吸毒者、同性恋者。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研究中心2003年的调查表明,除卖淫女外,年轻力壮的外来工也是性病的高危人群,占性病患者登记名单中的一半 。不仅如此,因流动人口分居而导致的婚外情引发婚姻危机,离婚率占总数的70%左右。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2001―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65件是来京务工的农民工所为,占案件总数的58.6%,并且呈逐年递增的势头。
(三)民族构成变动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
民族构成是民族人口的重要指标,是民族国家人口构成的基本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单一民族国家不是主体,更多的则是多民族国家。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但只有不到200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朝鲜等也随着人口迁移而成为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人口学问题。事实上,民族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就是由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科索沃独立以及最近发生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梯事件,至少反映了民族人口变化引起的政治后果。西方国家通过民族自决权鼓动民族分裂从中渔利,那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既要促进各民族人口的繁荣,又要促进各民族的平等发展。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少数民族人口10449万人,比1953年的3532万人增长近3倍,远高于汉族人口增长的比例。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人口的减少和占总人口比例的降低,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安全带来致命威胁。须知,我国有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含民族区域自治州、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以上。此外,我国还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可能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台湾,不同政治实体人口构成的变化对中国人口安全也是有影响的。
三、外生性人口安全问题
所谓外生性人口安全问题,就是承载人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变化引起的人口安全问题。
(一)公共安全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
战争、疾病、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直接威胁人口安全,其现实表现就是难民人口。马尔萨斯在其引起广泛争议的《人口原理》中写道:“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等”是对人口的“积极抑制”。也有学者指出,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的人类真的遭受灭顶之灾,必定是一场不可抗拒的瘟疫。确实,瘟疫对人口安全的威胁在人类定居时起就一直相伴随。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一部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共同威胁人口安全的话,战争对人口安全的威胁已经降低到次要地位,主要的威胁则来源于自然灾害和传染病 ,虽然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世界并不太平,然传统战争已经被信息化战争代替。恐怖袭击也是影响人口安全的重要因素,但这样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对中国人口安全威胁最大的则是自然灾害。事实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类型较多、灾难频发的国家,2007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呈现出五大特点:即多灾并发,水旱灾害损失重;点多面广,重复受灾区域大;气候异常,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多;登陆台风偏晚偏多,人员伤亡和损失少;城市受灾,经济社会影响程度深。共造成约4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2325人,紧急转移安置1499万人(次) 。
(二)结构调整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
结构调整,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等。在一般情况下,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必将带来就业人口的结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不适应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形成的失业劳动力人口,其现实表现就是贫困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贫困人口增长速度提高。这在一次产业为主向二次产业为主演变的过程中表现尤其明显,也是资本主义初期国际性的罢工浪潮兴起的人口学原因。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种矛盾纷繁复杂,比如涉农矛盾、干群矛盾、突发性群体性矛盾、弱势群体矛盾、思想观念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的矛盾 等,哪一方面处理不当都会对人口安全构成威胁。据有关方面估计,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随着财富的积累,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实际贫困者规模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大概在7-8%,并且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社会强加的,致使他们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基本国策产生怀疑和动摇,造成改革消极的社会心理环境,扼杀了改革的社会潜力,引发和改革政策相背离的逆反行为走向 。
(三)资源约束的人口安全问题。
在纯粹自然条件下,人类生存总是要依托于能够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一定的人口规模总是与一定的自然资源条件相匹配的,包括耕地、动植物资源和能源,而这些资源则构成该地区人口承载力,其中水资源等人类必需品则为硬约束条件。所以,当人口规模超过这个地区的承受能力的时候,这里的人口总是要被迫迁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人类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迁移和扩张的历史。不仅如此,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资源分配与占有的一种形式。在人类之初及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空间的争夺是以占领“无主地”的方式实现的,而对“无主地”的争夺通常导致战争。在人口稀少的时期,由这样的战争带来的部落人口消亡通常是毁灭性的。但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以后,生存空间争夺主要依靠战争来实现,典型的当属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以及日本的对外扩张与海外殖民。在全球化时期,生存空间的争夺则是依靠贸易来实现的。英国的现代化历史、人口移民史与对外扩张殖民史差不多是同步的。如果没有英国对外殖民,英国的人口规模将是现有人口的两倍以上。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官方语言为英语,主要得益于英国的对外扩张 。拉丁美洲、中北美洲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遭遇了土著历史上最悲惨的遭遇,也就是人为影响的最严重的人口安全时期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大多不仅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