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调查到的死亡

◇北京大学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历史系教授汪钱（竹字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后服毒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羞辱后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日，１９岁的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温家驹，因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被北京大学的主要“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的驻二体武斗连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员李原，被说成“中统特务”，被关押进北京大学办公楼。当晚即死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关押他的人说他是自杀的，但他身上伤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从大连赶到北京见到尸体后，认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写信上告，没有结果。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自杀身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卢被审查“历史问题”（他在抗日时期曾参加军队当翻译），他在喝下“敌敌畏”后因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伤自己的手臂。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８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２８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５１号上吊身亡。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自杀。在“火线学习班”，他在１９５９年的言论被揭发。他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关于他的父亲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幸福人民公社”没饭吃的事情。他投圆明园小湖自杀。第二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数学系教师陈永和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一起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６４号。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东方语言系教师汤家汉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干部徐月如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程远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蒙复地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数学系老师张景昭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里。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６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王重民上吊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

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导。北京大学和全国的大学中学在此后全面停课。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一变成了“黑帮份子”，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

除了大字报“揭发”，校园里出现大量的“揪斗”干部和教师的场面：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

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然后对他们指定的打击对象作攻击。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

在历史系，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要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他喝下敌敌畏后，毒性发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里嚎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他的邻居听到可怕的声音。但是他反锁了门，死在家中。那一天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６１８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６月１８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６月１８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６１８事件”。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日和２６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６１８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

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７月２６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７月２７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６月１８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７月２６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６１８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自杀。

在“劳改队”里，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１９２１年，死时４５岁。

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１００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的极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宋彬彬的学校已经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之意时，毛说，“要武嘛。”８月１８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几十人后几百人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来到程贤策和胡寿文两家人合住的单元抄家。他们两家除了一些书，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书被贴了封条。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臂带袖章，身穿军装，腰系军用皮带。这皮带也用来抽打人。在８月初，红卫兵打人有时还显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红卫兵打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