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冠名“文化”的“革命”

迄今为止，“文革”作为缩写，越来越脱离历史的踪迹，特别是用“十年浩劫”来凸显暴烈的历史割舍，将“文革”运作成为兀如其来的风暴。对于“文革”，正统的说法是自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左右开始。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文革”之前，针对农村普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四清运动”。这个运动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或者以什么结论终结，迄今没有可以清晰的说法令人信服。在“四清”和“文革”之间非常狭窄的时空中，还塞入了一个简称为“社教运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当时官方文件中还有“农村社教运动”这样的狭义特指。浏览到的“社教”研究文章，最远的是将结束的时间桩定在1966年中期，有着革命运动前赴后继的节点含义。

事实是这样的吗？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通常被列入“文革”的视点。也就是说，“文革”应当是不迟于1965年11月就吹响了自己的号角。另一个史证是，早在１９６４年7月间，就已经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文革”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早出现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这份文件中，时间是1965年1月。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些脉络推导说，毛泽东的想法有着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可是，由姚文元名义发难开始的进程，闪亮出来的旗号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无论从力度的标量上还是方向上，都和整治“走资派”大相径庭。

“五人文革小组”出自毛泽东1964年6月27日的对“文艺整风”一段批语：中国的文化界已经“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相观那个时候，江青在上海刻意培育代表无产阶级文化的现代剧已经有一年之久，即使北京以《红灯记》来不留口实地互动对应，全国的整体状态还没有能清楚留意到潜在政治动向。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应当符合“文化革命”的基本动议。包括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讨伐也还是没有漫过文化堤岸。姚文元的文章打开了“文字狱”的闸门，北京方面更权威的人物或许依然可以不以为然地抗拒着，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任何人都能明白革命已经在权力政治领地登陆。

“走资派”这个关键词并未出现在“五一六通知”的文本中，反而关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却是指向明确的责难。“通知”的文字非常所向披靡，至今没有人提出这个“通知”有中庸调和的疑点。只是文件的收尾中用敲山震虎的方式说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是毛泽东的名言，但一定就是“文革”方向的潜台词吗？被断然重组的“中央文革”，据信于五月二十八日开始作业，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日后中央的人员排序中，刘少奇已经落魄在第八的位置，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诿词来掩饰中央发生的问题。由此断定，毛泽东已经基本完成了发难过程。有人会以当年八月的中央全会来作为转折点，可我认为，毛泽东的决心其实早已坚定，中央全会不过是走一个形式，他甚至有着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决裂的心地。以《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标志，“革命”的轨迹已经走离了“文化”范畴，在真正的权力恶斗中持续政治规律的必然。

连毛泽东本人都觉得有些“黑话”的那封《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这样说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这个话语和陈伯达的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出一辙，证明陈伯达完整借用了毛泽东某次置腹的谈话，同时文词中那个“而且”也证明，“牛鬼蛇神”有着特定的定义，至少“党内当权派”或者“走资派”并不在其中，后者最勉强也不过“右派”而已。毛泽东在信中有这样的话语“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事过境迁的感觉很难再体会出“文革”术语之间的差异，党内问题以“走资派”冠名，最高权力问题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以“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来特指或者影射了。关于“牛鬼蛇神”，甚至“赫鲁晓夫”们都没有与毛泽东的定义有明显的岐见，只是毛泽东还要追究到“牛鬼蛇神”背后，而“赫鲁晓夫”们觉得到此为止罢了。1966年5月，北京市委坍塌掉了，党内似乎没有人公开同情彭真。经毛泽东认可的李雪峰和吴德组建的新市委，在是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没有同刘少奇等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有什么争议。6月12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赴杭州求见毛泽东，征询对是否派出“工作组”的意见。即使是刘少奇等背着毛泽东做出断决，至少也是6月14日以后的事情了。更何况大规模派出“工作组”是6月20日左右才形成北京的中央决定。但是7月8日的那封信，毛泽东已经彻底向江青袒露了内中的心迹，即――“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难道刘少奇读不懂毛泽东做就的“五一六通知”吗？久经党内斗争的刘少奇不明白毛泽东的这下面个说法吗？“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新的“文革小组”的人选何曾有过争议？无论是回避还是排斥，刘少奇明白抗拒毛泽东的想法必然导致党内的分裂，他的信仰、经历和影响力决定他不能够违背“组织原则”，他必须无可奈何地按照毛泽东的布局一步步走下去，哪怕知道那是个万劫不复的陷阱。“工作组”当然是刘少奇派出去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共同做出的，而且也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对此病没有明确提出异议。但是不到二十天之后的7月8日，毛泽东竟然还是用阴森森的语境向江青做出暗自的表白。

这样的情形，如果再做逻辑推导，毛和刘都明晰看到的事实是，“文化”的进一步“革命”受到体制，也就是“由上而下”官僚机构的反抗。彭真和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各权力机关的下场对各地产生极大的触动，刘少奇在上下左右的迫压下，按照历史运动的惯用前例派出了工作组，而内心恐怕更有对毛泽东的畏惧下的惶恐不安。这个推论的反证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存在着一个以刘少奇为司令部的有组织的暗中抵抗甚至改变权力格局的行止。于是，本来旨在“横扫牛鬼蛇神”并剔除党内代理人的“文化革命”，竟然在“五十多天”里最终转变为全面的政治运动。

《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间的社论可以展示这个脉络：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3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6月4日《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和《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6月5日《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6月16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6月20日《革命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以及《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等等。从时间顺序来看，《人民日报》六月中旬之前的社论更表现出关于“学术”和“文化”范畴的号召，而其后的社论就有了鼓励行动的味道。这个特征很重要，据信正是在六月中旬陈伯达从江青那里得知毛泽东反对派出“工作组”的消息。

我们还可以从那个转折性的六月向前追述，1966年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4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5日，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些蓄意的文章，着力于学术文化方面的政治化，又何尝不是“文化革命”的本来含义呢？其中“兴无灭资”这样用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将意识形态的势不两立推置到社会意识的前台，社会批判也更多地纠缠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意识”这样“文化”和“准文化”的细节。但这个时候的政治语气还是“文化革命”，然后前缀上“无产阶级”，再后来有了一个“大”字，让历史的心态定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上。

我以为，“革命”之所以用“文化”来表述，基本有了比较真切的轮廓。这样的说法并非否定中央权力的纷争，而是步步迫压地终于走上本来没有预算的政治支出。包括毛泽东本人都并非相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顽强地和他作对，而是对体制不能与他同和地建造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状态宣泄极度不满。对于刘少奇和其它最高权力人物，毛泽东并不以为他们是值得大动干戈的对手，毛泽东一开始立意的就是社会精神的整肃。至于为什么以“文化”为标签或者说是“突破口”，我想，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此不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