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 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 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 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 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 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 被充份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 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 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 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 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 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 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 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 ”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 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 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 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 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 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 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 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 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份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 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 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 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 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 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 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 ，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 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 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 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 “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 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 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 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 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 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 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 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 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 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 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 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 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 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 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 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 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 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