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国学的推陈与出新」正文
《山海经》成书于二千多年前，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更早的历史，其中相当大的篇幅记载了当时的地理状况的，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很多内容符合实际情况或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禹贡》至迟问世于战国后期，也已有二千多年，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专著，记载了当时山川、物产、水文、土壤、交通等地理状况。《史记?货殖列传》根据战国至西汉初的自然和经济状况，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地理区域和十几个亚区，论述了各区的地理环境、物产、经济状况、中心城市、历史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内容。《史记?河渠书》则记录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代以降全国主要的水系、水道和水利工程以及西汉一百多年间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全面系统的历史地理记录和研究始于东汉初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年）所作《汉书?地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不仅内容详细，而且不限于西汉一代，实际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后世之所以能对先秦地名的正确位置有所了解，即在于此。《汉书?地理志》还收录了西汉末年刘向所作《域分》和朱赣所作《风俗》，这是两篇包括现状和历史的人文地理资料。此后，无论是各种正史中的《地理志》和各种官修的总志，还是以某一方面内容为主的地理专著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等，无不由今溯古，记载一朝之内或更长时期内的变迁。如果以《汉书?地理志》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起点，至今已近二千年。
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这门学问都被称为沿革或沿革地理，始终是国学的一部分。所谓“沿革”，是指一个政区的辖境和名称的延续、改变或取消的变迁过程。由于历代王朝一般都拥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政区，一朝间的变化也非常频繁，追溯到古代就更为复杂，因此研究沿革成为专门学问，也成为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由于黄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河道决溢无常，不时改道，也成为沿革地理的研究对象。由于现代意义的地理学在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研究沿革地理的又主要是历史学家，所以它始终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四库全书》中，大多数地理著作都被列入史部。 沿革地理的成就，至乾嘉而达顶峰。一时学人无不兼治沿革，大学问家大多也是沿革专家，传世名著几乎都有沿革方面的成果。康乾的开疆拓土、空前统一和晚清的边疆危机，使学者对边疆历史地理、少数民族、地图测绘、中外交通等方面的研究有了需要和可能，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扩大了沿革地理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局限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在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和发展以后。
１９３４年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发起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以后，他们与同人逐渐意识到传统沿革地理的局限，努力使它“地理化”，并开始使用“历史地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这无疑受到了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地理学的影响。建国以来，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下，沿革地理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转化终于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在学科性质、理论、方法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已从疆域政区、地名考证和水道变迁扩大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研究的范围也已由表及里，由现象的复原深入到规律的探索和总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推国学之陈所出之新。
与现代地理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学并无二致，所以从理论上说，现代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手段同样能用之于历史地理学。但历史地理学却有现代地理学所不具备的研究手段──历史文献资料；而这正是中国举世无双的优势，也是国学永恒的价值。
以往的地理景观，虽然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或非文献手段加以复原，但大部分却离不开文献记载，或者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对人文地理现象更是如此。如人类用科学仪器观测天气、气温、降水量等气候资料最多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不少地区只有数十年的时间，但利用我国的文献资料却可以研究一二千年前甚至四五千年前的气候，从而总结出长时段的气候变化规律。又如人口地理研究离不开人口普查数据，但西方国家的人口普查历史只有二三百年，但我们利用《汉书?地理志》中的全国和分地区的户口统计数据，却可以研究公元初中国的人口地理。计算机、遥感、数理统计等方面的新技术的运用，使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料的价值得到了更充分、准确、迅速的发挥，这方面的潜力之大目前还难以估量，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这是任何先进的电脑和其他科学仪器或研究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还是国学研究。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程，我认为，影响这门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看不到国学的局限，因而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尽管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却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二是轻视文献资料的作用，片面强调实地考察、计量和电脑等科研手段，因而完全不重视吸收沿革地理的成果，甚至视谬误为新见解、新成果。三是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不重视地理环境、特别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将历史地理研究等同于疆域政区沿革的复原和地名的考证，而不是将历史置于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中。四是以所谓“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任意干预历史地理研究，片面强调其特殊性，使某些分支长期无人问津，后继无人。要消除这些影响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就学人本身而言，还在于对国学的推陈和出新持正确态度。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虽然免不了要常常钻入故纸堆中，却同样关注着人类的今天和明天。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地理学找到了最广阔的舞台。在参与黄河、海河的治理，长江口、杭州湾的开发，地震、旱涝、海平面下降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城市和地区的规划，植被和环境的保护，沙漠化的防治，古河道和地下水的利用等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刚刚开始，具有同样广阔的前景。这使我们坚信，在与人类一起进入２１世纪时，这门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学科必将在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规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更使我们看到了国学的伟力，看到了国学推陈出新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