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

摘  要：龚自珍和魏源一起站在传统中国的前列，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倡导变革现实，究心边徼舆地学，主张移民实边进行国家建设，回应社会和时代的双重危机，其中的边疆建设事关全局。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魏源同时并重的塞防和海防历史空间涵盖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卫国方略。正是在鸦片战争所导致全面爆发的边疆危机背景中，“龚魏”共通发明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的互动，开启了近代边疆史地学，事关近代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龚自珍  魏源  西北―东南边疆轴向  边疆建设

清王朝从边疆一统所昭显的中外一统之盛世到“万马齐喑”的“衰世”之际，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了传统中国的前列。龚自珍和魏源师从刘逢禄门下研习春秋公羊学，探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道光初年，京城形成了以龚自珍和徐松为中心、以西北史地为论题的师友交游群，随后，魏源与龚自珍订交而加入了西北史地的交游活动。[1]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和魏源到京城参加会试同时落第，刘逢禄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并称龚自珍和魏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2]龚自珍和魏源同受刘逢禄知遇，以今文经学引为同道，交往日密，友谊日深，魏源曾致书龚自珍坦言“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3]龚自珍和魏源两家子弟“多用伯叔兄弟称，而不用姓”，并且“二老常相谓孰后死，孰为定集”。[4]魏源在龚自珍去世后为其审定遗文，又称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5]可见两人的经世之学从经学、舆地学到西学的共同轨迹。龚自珍和魏源的学风相同，旨趣相投，“所以相交二十余年，最称莫逆也”。[6]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经世旨趣相同，相交执友，共同批判现实，倡导变革，成为晚清今文经学运动的健将。而在“龚魏”的历史世界中，边徼舆地一时成为中西交冲的中心。

晚清学人已经开始对清代的学术文化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张之洞强调由经学入史学，把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归入史学家学术门类，而龚自珍、魏源则归入经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家学术门类。[7]梁启超指出今文经学的启蒙首推庄存与，刘逢禄继有发明，龚自珍则开启了晚清的思想解放，魏源更是破除二千年来文论的束缚，“龚魏”开启了从经术到政论的学风。[8]“龚魏”的学问以今文经学为根本，以边徼舆地学为良方，从而经世济民以致治国平天下。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多被学术界归入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学术脉络，将“龚魏”分割开来论述。[9]实际上，“龚魏”的舆地学是“四裔之学”，并不限于西北一隅，并且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和共通的识见。龚自珍和魏源有其独特的经世边疆建设方略，他们对边疆的战略关心不可避免的会从亚洲腹地边疆转移到出现新问题的海洋边疆。[10]从“庄刘”到“龚魏”，清代的今文经学形成了自成一系的学术演变，使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鸦片战争导致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全面爆发，陆海边疆危机是内外危机的交汇点，“龚魏”对陆海边疆危机的回应是全局性的。龚自珍和魏源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是传统王朝的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及近代化的政经文化冲击双重危机，他们用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来解决“西夷”变夏危机是有限的。[11]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龚魏”的传统变革资源中发现启迪现代的积极因素，在清王朝向现代国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龚魏”的边事研究对传统边徼舆地学有何新意？对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国家命运思考有何开创？本文尝试从国家空间中西北陆疆和东南海疆互动来探讨“龚魏”如何开启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序幕。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一） 龚自珍的经入史的“西北―东南”论背景

庄存与在清代首倡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阐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一统治国之道，其间隐含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12]其外孙刘逢禄公羊学的核心 “大一统”和“张三世”，肯定秦吴楚进于中国是“中国亦新夷狄也”，[13]追求理想的大一统社会。“庄刘”的今文经学研究，没有直接涉及边疆内容，然而夷狄概在边疆，由此大一统论说中的夷狄问题暗含了边疆史地学研究的路径。

龚自珍秉承“道、学、治”一体的思想，讥切时政，投身边疆史地学。他的春秋公羊学转化了“夷夏之辨”：“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14]夷夏的界限在龚自珍这里消失了，成为“中外一家”。魏源在《定庵文录叙》评价龚自珍的学问“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15]说明龚自珍是从通春秋公羊经学进而长于西北史地学。即所谓致力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开创了今文经学极为广阔的清王朝多民族王朝边疆史地学的历史视野。

嘉道中落的清王朝在19世纪初已是“万马齐喑”，龚自珍体察到社会危机四伏，通过诗文批判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见。嘉庆二十（1815）至二十一年之间，龚自珍基于田野访谈的切身经验了解到北方土粗和南方松泥的知识，对中国地理环境的水土因素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但他在阅读了旧邸抄以后才发现前人已有科学的总结，指出乾隆帝也已明了西北和东南的不同水土特性：

乾隆初，有言东南之土肌理横，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批曰：所奏情形是。……元虞集、明徐孺东、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朱长孺之伦，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类东南者必有多处，数公其皆亲履而辨之欤？[16]

龚自珍质疑提出建设西北水利的官员士人对西北和东南水土特性缺乏辨别，简单模仿东南在西北兴修水田未必能取得东南水田的成效。元、明到清初官员士人一脉相承倡言西北水利是与东南财赋互动的国家大计，显然龚自珍熟知此间的政略。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并举，陈子龙在其书刊刻凡例中指出西北水利“其议始于元虞集，而徐孺东先生潞水客谈备矣”。[17]元代的虞集最早创议西北水利，曾向元泰定帝进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提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有益于“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18]明朝万历年间徐贞明（字孺东）接踵虞集倡言西北水利，有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19]

西北和东南在地理环境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同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失衡。徐贞明指出，“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20]西北水利与东南财赋都能成为国计的依赖。汪应蛟任天津巡抚和保定巡抚期间试办屯田，借鉴东南闽浙治地之法在葛沽、白塘两处“耕种共五千余亩，内稻二千亩，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余三千亩，或种豆、或旱稻，豆得水灌溉，粪多者亦亩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碱立槁”，收获“水稻约可收六千余石，豆可四、五千石”。[21]董应举任太仆寺卿兼河南道御史期间，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安置东北流民，“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馀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廨、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22]左光斗出任屯田监察御史在天津实施“三因十四议”的屯田方案，结果“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23]明代的徐贞明和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都先后主持了西北水利空间范围内的京东、畿辅的水利屯田实践，虽有一定成效，但大都人去政息。

清初的朱鹤龄（字长孺）与顾炎武交游，从文章之学转向经学，作《禹贡长笺》备论九州的古今水利和赋税利害。朱鹤龄忧心于当时天下大患：“孰有过于中原土旷弥望蒿莱，竭东南一隅以养西北者乎？”意图以《禹贡长笺》“斯固经国之先资，救时之良砭也”。[24]《禹贡长笺》一书对于“河工、水利、赋税、漕渠考证，尤费苦心”，[25]朱鹤龄继承了元虞集和明徐贞明的西北水利方略，认为“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沟渠浚，广灌溉，数年之后地无遗利，岂至以西北之人全仰食以东南哉”！[26]元明清时期江南籍官员士人提倡西北水利的最终目的是使京师及北边就近解决粮食供应，从而缓解京边粮食供应紧张对东南的压力。[27]自秦汉以来，西北为国家边防重地，自隋唐以来，东南为国家财赋重地，元明清三代尤为显著。王夫之就指出“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28]国家西北历史空间与东南历史空间相互依赖的空间结构在唐代日趋凸显。元末“贫极江南，富跨塞北”的愤激口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东南财赋转输西北的历史事实。徐贞明同时认识到“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29]存在着明确的西北役重、东南赋重的国家空间结构。顾炎武说：“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30]进一步指出国家重心从西北偏向东南的历史趋势。

明清时期的官员士大夫对国家经济政治形势从西北到东南的空间转移关注较多。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一东南”论，对于“西北”倾慕的历史文化感情，深植于心。[31]清初整顿赋役，以明代万历年间赋役为基准。于是“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32]清代的赋役国计继续深化了长期形成的西北役重赋轻、东南赋重役轻的国家形势。可见，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有深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传统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制度依据。龚自珍继有发扬，正是在元明清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基础上展开其“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

（二） 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生发

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成文的《西域置行省议》篇首说：“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对四海之国的地理认识，蕴含了新的世界观。东南与西北相对的历史地理结构，把中国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边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嘉道之际的清王朝，“生齿日益繁”，“官吏士民，狼艰狈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清王朝的社会危机，把解决统治危机转向依靠边疆。龚自珍的边疆内政建设方略是一体化的，“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33]使得流民和土地问题一并得到解决。龚自珍同年还写作了《东南罢番舶议》，并且计划和《西域置行省议》合并刊印。[34]

在龚自珍的边疆观中，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建立了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他的《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反思西域的边疆治理，视“回人皆内地人也”，对待回人“安益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