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三大要义与产权保护制度

【原编者按】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篇幅短小，信息量却很大，确立了产权的范围以及产权保护的原则、机制和方法，并明确了产权保护的十大任务。以中央政治文件的形式来强调产权保护，而且文件的内容涉及许多产权制度的细节，如此系统全面地关注产权保护问题，这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可谓意义重大、意味深长。为政之道，在于“因势利导”。很显然，顶层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全局问题。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增强社会信心，形成良好预期，增强创业创新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保护也契合这一充满哲理的古训。为此，本辑《战略与管理》特意刊出一组关于产权保护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和各界同仁一起深入探讨。

常修泽教授在产权领域钻研多年，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自己的第一篇“产权”论文起，30年来勤力笔耕，在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先后主笔或独著有关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的专著6部，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本辑中，常教授以“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为理论依据，就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在机理作了细致分析。产权保护制度的“经”是好“经”，关键是如何把它念好，真正落到实处。对此，他建议把“尊重产权、保护产权”纳入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体系，扎实稳妥地甄别和纠正经济领域的一批错案冤案，并把产权保护与净化政治生态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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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于2016年11月27日公布后，笔者先后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央广等中央媒体的专访。但是，这些访谈多是聚焦“产权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而对于制度设计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探讨不够。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即从理论的层面，来探讨产权保护制度所涉及的深层理论问题。

说到产权理论，笔者颇为感慨。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自己的第一篇“产权”论文《关于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始，30年来笔者在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先后主笔或独著有关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的专著6部，尤其后期独著的《广义产权论》凝结了笔者进入新世纪后理论探索的心血。这里，拟以“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为理论依据，就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在机理作些分析。

一、第一要义“广领域”产权与产权保护

笔者对“产权”内涵的把握，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窄到广的认识过程。研究前期，因受传统观点影响，笔者也把产权内涵界定在“狭义”层面上，一度曾把“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等同于“现代产权制度”，后来发现这是比较狭窄的。

2003年春天，决策层准备在当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拟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会议有部分内容涉及产权问题，有关方面下达任务：让笔者写一个关于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这就涉及对产权内涵的把握问题。经过研究，笔者完成的报告题目是《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先是内部报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后，公开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报告提出不应再局限于狭隘的“企业产权制度”，建议中央提“现代产权制度”。针对产权内涵，笔者建议“从广义角度”把握，例如将“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和管理者的管理产权也应纳入产权范围，从而使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当年5月报告上报中央起草组后，起草组有关负责同志约见，就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当面切磋。后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提法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在此基础上，6年后，笔者出版了《广义产权论》。在此书中，笔者阐述了“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其中，第一要义是“广领域”。“广领域”广到哪里？一广到天上，这就是自然环境产权（例如“碳产权”）；二广到地上地下，这就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三广到天地之间人的身上，这就是各种人力资本产权等，包括不少“无形财产权”。这是7年前拙作的观点。

基于这种认识，2016年8月，围绕中央即将出台的产权保护文件，笔者在提交给有关部门的“内部文稿”中，写道“随着实践的发展，产权内涵在逐步丰富和扩展”，并提到《广义产权论》的“广领域”观点。文中指出，“今天讲的产权内涵，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人们熟悉的物权、债权、股权等，而且包括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环境资源领域的各种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各种人力资本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应地，“今天讲产权保护，不仅涉及经济体制，而且涉及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并对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这里强调的，不是“狭义产权”，而是“广义产权”。

在文稿中，笔者不仅提出产权有狭义、广义之分，而且对“基石”也做了狭义、广义之分。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对此，笔者要问一句：这里的“各方面”，是大“各”，还是小“各”？20多年流行的解释是把它界定为经济体制的“各方面”，而我的理解是大“各”，即不仅指经济体制“各方面”，而且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即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各方面”）。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当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这没什么深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只有对产权予以严格的保护，才能稳定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预期，规范并保障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从这一点上说，“产权保护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对此，笔者与大家的看法是一样的。

差别在于，笔者从大的“各方面”这个角度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窄基石”），而且也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体制等“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基石，是“宽基石”。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一套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宽基石”，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大厦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有个框架，也不稳固。

总之，这里有3组问题：第一组是广义产权与狭义产权；第二组是大的“各方面”与小的“各方面”；第三组是“宽基石”与“窄基石”。基础是“广义产权”。没有“广义产权”的思想，也不会得出“宽基石”的结论。

二、第二要义“多权能”产权与产权保护

第一要义着重探讨“产权体系”总的应有多少“核桃”，第二要义探讨每一个产权“核桃”里有多少“仁儿”。这就需要砸开“核桃”看看里面的内在结构。

从内核分析，完备的产权总是一组权利，或称权利体系――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各种行为性权利的总和。它包括：(1)决定财产归属的权利；(2)在现代产权制度下，与财产归属权并立的法人财产权；(3)使用权或经营权；(4)收益权；(5)处置权；(6)让渡权，等等。总之，它是一个权利体系（这个观点也是学术界多数朋友的观点）。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中“阐释”道，产权绝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束花”，是一个产权体系，里面有多种权利。按此逻辑，在产权保护上，只注重所有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产权体系“一束花”里面的“各种花”都应该保护。

比如土地产权，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所有权），但在所有权的大前提下，七八亿农民拥有属于自己家庭的十几亿亩土地的承包权（承包权也是产权），其中有几亿亩土地已经按照中央“三权分置”的方略，实行承包权的经营权流转。笔者曾在文章中指出，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毛泽东时代讲一个权利――所有权；邓小平时代讲两个权利――所有权和承包权；习近平时代讲三个权利――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承包权的经营权也是产权。适应“三权分置”的客观需要，国内不少地方成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土地托管中心、土地代管所等土地产权市场。同时，农民还有两亿亩左右的宅基地财产权（这更是明显的财产权）。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对于上述这些土地产权，都应该予以保护。

再如，在600多个城市和众多建制镇中，大多数城镇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当然数量不等，那是另一个需要调节的问题）。关于居民房产土地使用权70年到期后的续期问题，尽管不是中央文件的核心命题，但毕竟是文件的“题中应有之义”。文件中有句话说得好，“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文件发布后老百姓一下子就扑到这个点上，说明人民群众对产权的关切度相当之高――尽管这里的土地产权只是使用权。

按此逻辑，对国有经济的产权保护，也不能仅仅讲所有权保护，也要讲经营权保护。中国下一步要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最难的是“自然垄断环节”这一部分如何展开有效竞争。这个难点能否攻克，关系到垄断行业改革能否深化。如何展开有效竞争呢？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中提出，可以允许“竞争对手”投标，去取得在某一“合同期”内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特许经营权”。按照上述“广义产权论”，特许经营权也是产权，比如说水、气、热、电力、电信、铁路、民航、邮政等特许经营权。这些领域宽得很，它不是归属权，但是属于产权体系之内。

中央文件一方面指出了“不同所有制产权保护不平等”（特别是“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弱于对公有特别是国有产权保护”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公有产权保护制度本身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人们不是已经看到国有企业的诸多腐败案例了吗？腐败分子恰恰是从国有企业经营权入手“吃”国家的财产权，这是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

总之，“多权能”与产权保护有内在联系。

三、第三要义“四联动”与产权保护制度

完整的现代产权制度体系包括4个制度：第一是产权界定制度；第二是产权配置制度；第三是产权交易制度；第四是专门的产权保护制度。对于这样一套完整的体系，笔者将其概括为广义产权论的第三要义：“四联动”。

有人认为只有专门的产权保护制度才涉及产权保护，其他3个制度似乎与此关系不大。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根据笔者的研究，“四联动”中的每一个制度，都涉及产权保护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其一，产权界定制度关乎产权保护。所谓产权界定制度，是对产权体系中的诸种权利归属作出明确的界定和制度安排，包括归属的主体、份额以及对产权体系的各种权利的分割或分配。

在这方面，存在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举办的所谓“集体企业”，究竟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东北地区就有此类企业。笔者在辽宁调研中发现，这些企业产权模糊，“非国非公非私”，“亦国亦公亦私”。这种产权边界不清的情况，极易产生经济领域“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的现象。

产权保护的第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