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

●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需求升级,原有的供给结构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若再用以往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会使经济矛盾和问题后延,更重要的是错过化解风险的最佳时期,使潜在风险进一步积累。

●只有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让人们在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上都有“获得感”，共享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在大胆提拔锐意改革、有魄力、有能力改的干部上形成具体的激励机制，建立改革容错机制，形成支持改革、崇尚改革、褒奖改革的社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未来5～10年，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关键在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动能。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过去，我国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发展成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形成发展的新动力，仍要靠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我国自197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创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正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经济发展创造出不竭的动力，我国才能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才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GDP从1978年的150美元左右，跨越到2015年的8000美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所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不间断的制度创新，不仅是我国能够实现经济快速起飞的最大优势，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最大依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改革开放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关节点，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使我国由一个封闭型的经济体，转型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与全球化深度融合，并深刻影响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坚定改革开放的道路自信，不仅在于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而且能够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估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将达到25%～30%，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十三五”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5年：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在2020；决胜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节点在2020；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窗口期在2020。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我国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发展战略的回旋余地大。尤其是进入工业化后期，无论是增长的趋势、结构，还是增长的动力，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一是产业结构变革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二是城镇化结构变革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三是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

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矛盾掣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供给释放需求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需求升级,原有的供给结构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若再用以往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趋于减弱,还会使经济矛盾和问题后延,更重要的是错过化解风险的最佳时期,使潜在风险进一步积累。为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消费对投资的导向作用，才能使13亿人的消费升级的突出优势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优势，形成新的发展动能。

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改革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以结构性调整为重点任务,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本目标,以制度创新为重大举措。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转型的矛盾与挑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政策调整,更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不仅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从这近3年改革的实际进展看,有些领域的改革进展较快,并且有实质性突破,但有些领域的改革滞后,甚至出现了改革“打滑、空转”的现象。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在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共同改革行动,为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氛围。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十三五”推进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面临着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挑战。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改革选择。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动产业结构变革。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不相适应。目前，工业市场开放程度在80%以上，而服务领域市场开放度只有50%左右。下一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就在于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以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为重点，实现服务业市场开放，对于释放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红利，形成新阶段发展的新动力至关重要。

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镇化结构变革。目前，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9.9%。从这两个数字看，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而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关键是以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2020年用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二次开放”。我国“十三五”的发展，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能源变革、互联网革命相交汇，更与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相交汇。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着重点在哪里，“短板是”什么？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未20%左右，我国仅为12.3%。“十三五”，能不能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动外贸结构转型，推动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进程，对于我国能不能适应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进程至关重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将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

以监管转型为重点深化政府改革。在转型过程中，政府的突出矛盾毫无疑问是监管不到位。无论从消费市场，还是工业品市场，或是金融市场，都表明监管转型、监管变革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对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要求。近几年简政放权的力度很大，取得多方面的重要突破，但是市场监管转型滞后掣肘简政放权改革的矛盾比较突出。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的获得感

我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共享发展互为条件：一方面，产业结构变革、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为促进共享发展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另一方面，提高全社会共享发展水平将形成经济转型的新动力。也就是说，只有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让人们在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上都有“获得感”，共享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提升财税体制的公共性，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提升财税体制的公共性，重点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而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获得感。

促进发展机会的公平，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在税收结构上，通过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负担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公平税负环境；在劳动力市场，消除歧视性政策，形成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推进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促进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上的兜底作用，促进国有资本在社会保障上发挥更大作用，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健康服务市场，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有效供给；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改革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深层次利益关系的掣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兵突进的改革难以奏效，因此，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

加强改革立法，强化改革执行的法律约束。“十三五”要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

鼓励基层进行改革试点。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创新。当前，要在激发基层、激发企业、激发企业家、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上下功夫，给他们一定的发展空间。

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在大胆提拔锐意改革、有魄力、有能力改的干部上形成具体的激励机制，建立改革容错机制，形成支持改革、崇尚改革、褒奖改革的社会氛围。

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问责、监督机制。建立改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多元参与的改革评估机制，建立规范的改革信息反馈和纠错机制，建立有效的改革问责机制。

建立完善改革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渠道畅通的改革利益表达机制，建立规范化、经常性的改革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各类智库在改革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注重通过媒体宣传改革营造改革良好的改革社会氛围，使媒体能够成为客观、真实反映改革进程的重要渠道，成为约束既得利益、代表公众利益监督改革的重要平台。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