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科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如何在中国获得霸权的

（史蒂夫•科恩教授是美国诺克斯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先后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大学，曾经是美国进步经济学会指导委员会成员）

1952，中国高校在用一个俄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63]西里尔•林写道，“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引进中国……带来了一场艰苦的智力资本转换……斯大林计划模型需要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范式的同时输入……可以说是软件需要根据硬件改变。”(林1981，p. 7)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硬件包括了市场机制改革，而相应的软件是新古典经济学。

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上讲就比美国更集中，这让国家指令有更重的分量。[64]有时决策传达非常明确，例如，教育部对课程变化的公告。有时决定传达得则隐晦一些，如通过一系列高度曝光的有政府高级领导人和有突出成就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参加的会议表明对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认可。教育部对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一流大学。除了有权任命校长之外，教育部还掌握着大学的资金来源。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有几所大学得到了超过100,000,000美元，这些资金用来做的事情之一是吸引来自西方世界一流的教授，尤其是中国人。能否获得这些资金取决于教育部对大学质量的评估。根据我采访的几个人的意见，在经济学界，质量评估的指标包括取得了西方国家的博士学位的教师的人数和在西方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

1979年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团，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直接联系纽带的重塑。标志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合法化大概开始于1980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中国演讲的邀请。听众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98，520-522)这次邀请是给了西方经济学学术研究的绿灯信号，但这不意味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接受。与之相似，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当时中国经济现状的详细的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被允许在中国广泛流传。1982年在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含蓄的批判中，赵x阳表示如果经济研究部门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信息的文件，国务院将不会对其进行讨论。(宋，1995，155)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邹至庄的新古典经济学暑期学校得到了中国总理赵x阳的高度认可。1984年7月，邹至庄与赵x阳会见，讨论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此次会议的照片出现在了中国电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头版，邹至庄由此推断这次的高调宣传暗示了中国官方对现代经济学的认可。(邹至庄2000，4)邹至庄也作为总理的客人走访了中国各地，与各地领导人会晤并讨论经济问题。(邹至庄2000，5)

1985年12月，《北京评论》发表了一篇宋龙祥(化名马丁)的文章，文章中呼吁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更多的实证内容，并对过去拒绝接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做法进行重新评估。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激起了激烈的论战。最终，还是赵x阳出面干预平息了这场论战。(宋, 1985, 布鲁格和凯利1990, 117)而1988年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赵x阳之间的第二次会面的庆祝和高调宣传则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的合法性到达了顶点。

弗里德曼的访问是由张五常协调的，张五常在中国的名声也随着对有关弗里德曼与赵x阳会见的宣传而提升。[65]张五常进一步完善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并巩固了中国的保守型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张五常在美国先后从师于阿尔钦、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科斯，而后又度过了13年的教学生涯。上世纪80年代初时张五常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在修订香港经济学A-level考试方面很有影响，[66]他还在1982写了一本预测中国将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先见之明的书。

我猜想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香港应该广受欢迎，而张五常则利用了香港人的支持来向中国大陆推销哈耶克的学说。我的一位受访者表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张五常受邀到许多内地大学甚至是党校做经济学讲座。[67]邹至庄强调了香港的大学里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课程的西化发挥的作用。(邹2000，57)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的扩散和造成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本来就有向圣贤学习的传统，因此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卢卡斯等保守经济学理论家的标志性的支持，有可能会改变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间的力量对比。

知识扩散的阶段理论 在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中国的大学课程额外增加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我们可以用阶段理论来描述这一过程，托马斯•罗斯基在他1986年12月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理论。他写道：

将新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到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和长期的。我们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完全忽视西方经济学。这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对中国经济研究(大概是教育)的典型状态……但这种战略在八十年代中期没有被当作严肃的可选策略……

2. 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这种类型的指示似乎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

3. 具体的技术工具的采用…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活动分析和线性规划等……看来，这样的方法……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

接下来，我们辨别出那些着重关注其历史发展的西方经济分析的研究……就像医生需要在病人身上投入大量精力、工程师要慢慢地适应不熟悉的机器一样，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深思慎取。最基本的问题是：‘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可能被视为将西方经济学中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部分加以应用的一个前奏。(罗斯基12 / 86，32-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基本是被当作“思想史”来对待的。(罗斯基12 / 86，35)在罗斯基访问中国时，他预测了几个中国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时会经历的额外的步骤，这些步骤中就包括把新古典经济学“正常化”，让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观察事物的“眼镜”。用话语和潜话语的语言(不是罗斯基的语言)，“正常化”需要学生一看到经济结果，就用微观基础和一般均衡理论来套用它。而且，更进一步，还需要让经济学思考在新古典主义的话语体系下进行(如完善的市场价格的合理性和最优性)。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存，而没有完全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对经济进行分析，预示着作为主导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不完全性。

课程变革 到1986，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数学内容已经比1979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得出的调查结果中多得多了。(罗斯基, 2/87，4)前文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还建议把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上升到“思想史”以上的层次，也就是说，变成发展更充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邹至庄报告如下：

1987年一批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的赞助下到中国访问，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学课程，并且为改革提出建议。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的前身]采用了一些核心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公共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这些课程在其监督下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同在主要高校开设。在这些核心课程开设之前，国家教委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课程编写与美国类似的教材。(邹至庄2000，53;邹至庄1994 50-51)

到了2007，中国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国的大学开设主流经济学课程外，还推动了基于西方的教科书的标准化考试(赵2010，309)。赵海云报告如下：

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育，与西方差别不大…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必须由教育部批准。教授没有改变课程内容的自由裁量权。考试内容、方法、答案是标准化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同时，比起为课程做出变革，学生对通过考试并获得一个高分更感兴趣。因此，中国经济被卡在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309)[68]

2007年，中国共有971,000本科生主修经济学，3,614,000人主修管理学。(赵 2010,304)这两门学科的本科人数大约占了中国本科生的四分之一，并且仅次于工程学的受欢迎程度(占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2007年，中国的全部本科毕业生中大约有5%是学经济学的(同上 304)。

在某些方面(这些部分在我的采访笔记上面不是很明确)，北大(也可能也包括其他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内容转向了新古典主义。[69]这一转变对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都产生了影响。通过对一些最流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导书的研究，我希望能找到这种转变的证据。在2007年中国有17239名经济类研究生，其中13%是博士生。(赵2010，305)

建立科学共同体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对于重塑中国的经济学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选拔出最聪明的毕业生到西方攻读博士学位或进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使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在智力上被联合起来，并促使他们投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知识社会化的中国学生开始建立他们的新古典主义的科学共同体，正是这些学生最终重新组织了中国的经济学院系。尽管在中国也有自学成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罗斯基 12/86，27)但因为海外留学回国的博士的存在，他们对于改变经济学在中国的含义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

这是因为一个人不是单单“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他更会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某些方面，和成为医生或律师很相似，它不止是纯粹的认知技能。我相信，罗斯基的论文已经含蓄地将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了。在描述知识扩散的一个后期阶段时，他写道：“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将西方经济学引入到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而不是提供高级的选修课程)……这里可以给出明确的预判，学生将把西方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基本知识”。(12/86，p. 34)人们一般不会讨论要内化代数或会计知识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基本知识储备，但会内化世界观和潜话语。罗斯基还补充说，“像他们在美国或日本的同行一样，一旦评估各种各样的技术时，学生们就会本能地使用成本收益分析一类的方法。”(12/86，34)试图用货币价格来描述事物的一切方面(无论是实际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就是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分析的典型特征之一。

改变领军的经济学期刊的编辑政策和美国一样，控制中国的经济学规范的核心，就是控制经济学领军期刊的审稿政策。我的访谈表明，在中国有四个公认的领军经济期刊。他们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中国社会科学》。[70]最后一本杂志的发表范围不仅仅是经济学，但也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期刊。现在，一篇发表在西方的像《美国经济评论》那样的领军的新古典主义的杂志上的文章，似乎就可以与在中国的这四个一级期刊发表文章相当，甚至还要更优。看来，不管是没有被SSCI收录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杂志，还是被SSCI索引了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杂志，如《科学与社会》，享有的“分值”都比较低。[71]

《经济研究》看来是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晋升为教授职称的事实性要求。因为它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在1978年之前，《经济研究》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相应地几乎不进行数学研究。宋估计，从1978年到1987年，《经济研究》“发表了论文10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