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产能过剩原因的再分析

产能过剩原因的现在流行说法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即有一部分产品被生产出来，但是消费者却因为贫穷而无力购买。所以解决方案在于拉动内需，而要拉动内需就要提升社会购买力，而要提升购买力，就要提高工资。这样既可以继续推动经济再增长，又能化解社会不平等的矛盾。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产能过剩原因在于企业家对未来市场形势的判断失误，或者说是由资本逐利本性决定的，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他们没有生产那些消费者迫切需要的产品，或者说生产了太多，以至于导致供大于求，导致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实际上是因为消费已经被过分满足的结果。所以解决方案在于转型升级，生产其它消费者更需要的产品，或者少生产一些而质量更好一些。显而易见，对产能过剩原因的不同解析，形成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不同的解决方案形成不同的经济后果和发展模式，可以说这是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体制产生分叉的根源。

经济下滑是经济危机吗？一般认为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制度危机，但是这是一个错误。不错，从表面或者短期来看经济危机是危机，因为生产过剩导致投资无法盈利，企业倒闭，失业巨增，经济陷入萧条与衰退。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是经济进步的动力，它说明原有产业结构已经过时，人们的需求已经满足。它提供一个信号，告诉企业应该转型升级，应该采用新的方法或者生产新的产品去满足人们新的需求，由此结果是人类经济，产业结构与需求的不断进化，发展与繁荣。事实上，经济的繁荣，萧条，衰退与复苏正是人类经济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所以，经济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的动力，它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是世界末日。而如果认为经济危机是危机，并由此对危机采取所谓的反周期政策，无疑是打乱了这一进程，延误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方向的迷失与长期停滞的经济后果，对此我们不妨可以看一下目前西方社会的状况，就可以清楚这一点，根源都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后果。古典经济学家至少从亚当・斯密到密尔他们很少注意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经济还是一个处于短缺的时代，另一方面更因为是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生产过剩是好事，过剩了说明人们需求满足了，那么就可以生产其它的东西，这不是一种进步吗？经济发展不就是这样一个永无止境，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吗？在他们看来需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人类的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总是先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先要吃，然后是穿，再是用，再有是住，还有吃喝玩乐。当一种需求满足了，人类就会有新的需求，而且永无止境，就像渔夫的老婆那样贪婪。正是人类的这种需求决定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一是不平衡的，总是先生产最需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生产才能够有利可图，没有需求哪里来利润？而利润的下降说明一种需求的满足，于是又有新的需求，新的生产。而且从需求角度来看，世界各国也是不一样的，这样也就有了贸易，大家互通有无。二是人类经济活动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人类需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类总是追求没有的东西，总是会想出新花样，总是不满足，这样只要有需求，那就好，总会有生产，不怕人类有需求，就怕人类那一天没有需求了，都变成了禁欲主义者，变成了苦行僧。所以，密尔曾经讲到，经济不发展要么是欲望不够，要么就是科技不发达。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讲，经济活动就是这样一个永无止境与不断进化的过程，哪有什么生产过剩，哪有什么经济危机。

但是，拿破仑战争后特别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经济危机，并且认为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制度问题，生产过剩是因为消费不足，消费不足是因为分配不均，分配不均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要解决生产过剩，解决经济危机就要从外部改变所有制问题，或者从内部通过改良的方式和实行累进税再分配的方法来缓解分配不均，提升有效需求，化解经济危机。而全然没有注意到经济危机发出的信号，要求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力，调整经济结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的进步，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偏离了经济自然进化的正常轨道。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国家和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即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闪亮登场的NHS）。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这一福利国家的理念基础，又被称为“社会凯恩斯主义”（Social Keynesianism），以区别于将公共财政支出重心放在公共工程上的经济凯恩斯主义。

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所谓增长型资本主义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发展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其次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以及由此导致民主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约20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而且民主制度也达到发展的顶峰。那么，为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整体出现恶化了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中美国和西方社会最终陷入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之中？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下1970年以后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就不难理解其原因。首先，在1970年以后西方经济增长趋于下滑并处于长期低增长或停滞状态，也即资本主义发展从增长型转入无增长型轨道。其次，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源于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其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配失去了来源基础，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自然因为工作机会的流失而趋于贫困化，对于富人来讲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利润或者遗产继承，坐享继承的财富比努力工作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从增长型资本主义转向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的呢？一般归于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但是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所谓投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推行一种有效地排除了私人资本也许可以获利的广大的冒险领域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真正症结所在。”其中特别是累进税阻挡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由此阻挡了经济进步，导致了社会僵化与资本的出逃，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出了问题，它不再刺激个人与社会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所以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停滞状态。显而易见，哈耶克把矛头直指福利制度，并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以为他们之所以达到了很高的生活水准，是因为他们把富有者拉了下来，而且生怕如果这样的一个阶级能保存下来或是兴起，就会使大众得不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而且他们认为理应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此结果自然是我们看到如果少数人不被允许享有财富，这财富竟能存在。而且最终由此出现的将是一个衰落的世界。

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下行推动了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

显然，对于经济危机的不同认识，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不同的解决方案自然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如果认为经济危机不是危机，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并且实际上是经济最有创新与活力的时期，是经济结构改朝换代的驱动力，那么由此势必推动经济的进化。当然问题是要做到如何在生产过剩时，有序撤退，有序前进，对此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讲的，虽然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没有必要，不过不让它们一下子崩毁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经济危机是危机，解决的方法是采用反经济周期政策，这样无疑是打乱了经济进化的自然进程，失去了经济结构改朝换代的机会，最终势必导致经济的长期低迷与停滞。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哈耶克或者熊彼特毁灭性创新的经济后果，后者可以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后果。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完蛋。”所以，他主张为了短期，政府必须干预，但是由此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会完蛋，而且更加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