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市场经济狼文化引发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今天，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发生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那么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社会秩序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我国社会正在面临失序的危险。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失序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称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运动崛起的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发起者和参加者既有体制外的还有体制内部的，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等。我国是转型社会，出现群体性事件并非不正常。任何社会，包括欧洲和北美，在其发展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几个社会运动高潮期。问题不在于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在于发生之后，如何应对和解决。如果政府不能直面问题，不能找到有效的应付方式和解决问题，那么，不仅政权稳定成为问题，社会更会陷入无序状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案件在快速上升。暴力表现为不同形式，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人们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暴力，包括幼儿园小孩、老人、医生、官员、富人，等等。很多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

暴力丛生是社会失序最直接的表现。当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获得严重缺失规则的时候，针对权势阶层的暴力也会显得毫无规则。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弱势社会群体对权势阶层的暴力是社会没有被保护好的结果。如果强势社会群体不仅不能保护弱势社会群体，而是一味地欺凌，那么，对弱势群体来说，暴力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最后一个手段。显然，不管暴力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都是政府的责任。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

从深层次看，社会秩序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文化。前面讨论过的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就是一种文化，其中，每一阶层都有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今天的中国缺失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躁动不安的中国社会如何安静下来？这涉及文化建设问题。

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人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中的安静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前面讨论过的“政治阶级”文化的引入。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也是一种“狼文化”。

因为缺少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趋向于把所有社会关系都货币化，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近代以来的“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好，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社会各阶层能够和平共处的安静文化。

二、后果

社会失序的前景与后果非常明确。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上革命和造反的恶性陷阱必须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说会导致无数生命的牺牲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它们仅仅是社会体制的简单再生产。在我国，渐进的变化是真正的变化，而激进的变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激进的变化往往促成历史的简单重复。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传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很显然，出路对每一个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一旦社会激进化，社会上的一些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退出”这个社会。实际上，我国社会的“退出”的现象也已经开始。

这些年来，社会有两个群体在努力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很多年里，国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国的项目，但高端知识群体的流失仍然是个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知识群体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在拼命竞争这个群体，纷纷提供优质的环境吸引和留住这个群体。我国旧的体制是排斥这个群体的，这可从所谓的“海归派”和这个体制的冲突的众多案例中看出来。如果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高端知识人才还会继续“退出”。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财富群体，又有两个次群体，一个是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干部官员，另外一个次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退出”自己的社会，加入一个新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二等公民”还不如。

对我国社会来说，问题是，在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有两个东西很难退出，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权力。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两个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很简单，那就是无休止的不稳定和暴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表现为这种情形。这些年，我国有关方面在维稳方面投入那么大的资源，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形。

当然，还有一种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当社会失序，国家对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会所可能出现的难民潮。难民潮是一个失败国家的标志，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三、根源

任何一个社会，权力可以分解成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具有自己的边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间的平衡，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解体。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政治权力站在经济利益这一边，导致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失衡。

改革开放之初，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是大势所趋，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正确，为社会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来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不过，早期改革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不一样，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有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GDP主义这一巨大的动力机制摧毁着我国的社会秩序的。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话，政治人物、企业家、经济学家、律师、教授、一般社会成员都需要GDP。但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是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

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必要的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过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社会秩序和道德危机必然发生。

经济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必然导致社会改革的缺位。这表现在：第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倒入社会领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领域，没有确立基本社会制度架构，包括社保、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第二，在法制建设方面，绝大多数法律都是针对经济发展的，很多人只知道法律要如何保障私有财产，但对保护社会的法律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第三，缺少有效政策培植中产阶层，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而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根基；第四，社会空间过小导致社会和政治领域失衡，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弱化。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总体上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之间建立边界最为重要。尽管这些领域互相关联，但必须确立一定的边界。边界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就会混淆不清，在政策层面就会产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