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制度创新与改革路径

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自由发展是对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的。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在"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上自始至终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因而是对称的。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企业"角点解"边际分析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决定"角点解"边际分析。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模仿西方自由化也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杨小凯："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⒂制度创新也属于创新的范畴。在杨小凯两大本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中，只有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熟练与技术进步，竟然没有专章谈到创新，更不用说什么知识经济。杨小凯整体否定创新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必然造成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对创新和知识经济做出统一的解释。这只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仍然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创新，无法容纳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它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知识经济学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知识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以再生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属于对称经济学范式。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同样都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美国是两党制，日本、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我不知杨小凯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的是哪一种？如果只学一种，是否也陷入"两难选择"？如果两者都学，是否要综合？如果要综合，是否自然而然会综合出新东西？如果会综合出新东西，是否就是制度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在综合中扬弃，在扬弃中综合；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制度扬弃与制度融合。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经济政治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杨小凯）化解的过程，就是经济与政治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扬弃、融合、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政治与经济对称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前段的自由化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必然的，作为这种扬弃的结果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必然的。所以制度创新并不神秘，学习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制度创新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单向度学习，而是通过制度转型和制度融合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因此把转型理解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转型，是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线性发展观。

杨小凯："一般的制度，它是不能由某个政府和个人来创新的。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一般你能够创造新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受你的地位限制，但无意中产生的制度就不是代表你掌权人的利益。所以为什么哈耶克，我们经济学界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好制度都是没有人能设计，无意中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国与国竞争之间、在亡国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你就是去模仿，比较简单有效。" ⒃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实证性和主体性对立起来，用实证性来排斥主体性。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以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上面提到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都是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实证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含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排斥主体性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理论脱离实际，并经常陷入悖论，使之成不了科学；其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就是机械主义消极自发的历史观，既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否认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杨小凯在这里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性和坏制度混为一谈，把主体性错位和主体性本身混为一谈。制度创新的主体性错位确实会导致坏制度，但不能由此否定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本身。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体性的组成部分，否认制度创新的主体性就是否定社会活动的主体性，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而导致机械主义历史观。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同样，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但不能由此否定改革的主体性。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官倒"、行贿受贿、不当竞争、走私、贩毒、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内线交易、投机垄断炒作哄抬物价、不顾工人死活并拖欠赖工资的血汗工厂等非法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积累原始资本行为。这个概念目前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流行，说明了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的根源，也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合法致富，合法先富，"资本原始积累"与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不得人心），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改革的主体性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扭曲；正确定位的改革的主体性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像杨小凯主张的，不要改革的主体是不现实的。试问西方哪个民主国家的制度不是人来自觉设计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87年主持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现在的美国宪法。美国奴隶制以及后来美国歧视黑人制度的消灭，都不是社会在发展中无意产生的，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直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四年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的北军战胜了南军才最终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非暴力维权运动才使《民权法》和《选举权法》等一系列法令和法规颁布，使得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被废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主体的自觉活动来实现；任何好的制度，都要人来设计，人来制定，人来贯彻执行。杨小凯从"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得出"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犯了从或然性的前提得出必然性结论的逻辑错误；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相信西方没有一个制度"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杨小凯有这样的错觉完全是西方实证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显现。同时杨小凯关于"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也和他关于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的主张相悖⒄--试问"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要不要靠人来自觉进行？是否也可以在无意中产生？

杨小凯："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