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

自从2009年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但诸多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加以梳理，以便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经济下滑的风险。

自从2009年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国外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力，消费占GDP 的比重偏低，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国内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到，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这样的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加以梳理，以便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经济下滑的风险。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

1.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增长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靠的是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

中国是一个缺乏内需的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农村人口高达79%，城市人口仅为21%，就是到现在，中国的农村人口还在5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工资增长受到了压制，而生活在乡村的居民又倾向于自给自足，以致当中国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起飞时，便遭遇到内需不足的瓶颈。于是便需要通过出口来平衡由于产能释放而形成的“过剩产品”，中国因此而走上了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之路。

在此，有必要对新古典增长稍作阐述，如用等式表示，可以写为：Y = A ? L а ? K（1-а）。式中的Y是GDP，A是全要素生产率，L是劳动供给，K是资本供给，式中的上标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这个等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古典与古典的经济增长相比关键在于多了个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A。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足有三亿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根据实证研究，他们从报酬递减的农业进入到报酬递增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大致可以提高20倍左右，于是式中的A便大幅提高。在资本供给方面，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大致有3万亿美元的FDI进入到中国，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产生了巨大的技术溢出效应，这也导致A的大幅提升。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经济上的“化学反应”，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让中国走上了高速增长之路。

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在2004年以前，政府与市场基本上处在“蜜月”中，从统计数据和体制变化的角度都可以得到这个基本判断。1979年改革开放后，政府采取了正确的促进出口的政策，为释放的产能找到了市场空间，具体来说是：第一，长期推行固定汇率制度，有效规避了汇率风险；第二，在1994年对人民币实施了官方贬值，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第三，在2001年加入了WTO，从而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配合，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

2.新古典增长带来的问题

新古典增长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报酬递减。面对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首先是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因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全世界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农村提供的是自由散漫、没有纪律的民工，而工业社会需要的则是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所以必须加以培训。在这方面全球做得最好的是德国，德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非常落后，对农民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培训，所以遇到报酬递减问题时就很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对冲。其次，在教育发展序列上，应当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然后才是高等教育，但是在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方面，我们的投入远远不够，有限的经费投在了不能提高生产率的应试教育上。由于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又不恰当地推出结构调整的政策，由此产生的产业紧缩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下降。

第二是收入差距扩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要素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资本的收入增长普遍要高于劳动的收入增长，这主要是由要素的稀缺性决定的，由于劳动要素相对资本来说过于充裕，所以劳动报酬一定是低的，如果真要解决资本与劳动这两种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关键在于改变它们相对的稀缺性，而这只有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政府若是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不仅是不经济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因为有户籍制度，农民进城受限，只能在乡村从事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故而与城市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区域收入差距在扩大，主要是东西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是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濒临海洋有贸易的机会，西部远离海洋没有贸易机会，所以能够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发展空间的必是有贸易机会的华南、华东地区。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关键在于人口自由流动，只要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收入便可均等化，就像商品的自由流动必导一物一价一样。但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再加土地国家所有，使得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定是收入差距扩大。所以，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推行能够让要素、特别是人口自由流动的改革，但实际的应对政策却是收入再分配和转移支付，这就牺牲了效率，提高了税收，而且对于解决收入差距扩大效果不大。

第三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应该通过什么办法来平衡？最好的办法是贸易自由化，通过贸易创造来缩小贸易顺差，比如说取消贸易保护，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服务业、开放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给贸易伙伴国的企业以同等的准入机会，贸易顺差就会减少。但是，在以上所列的领域中都有既得利益者，从而使得上述领域的改革与开放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要减少贸易顺差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是人民币升值；要么是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内需推动的增长方式。结果，在贸易自由化难以推进、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走上了人民币升值和内需推动并举的道路，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中国出口和消费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由上可见，中国经济增长走向衰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新古典带来的问题应对不当而造成的。比如，用结构调整来应对报酬递减，用财政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用货币升值和国内消费来替代出口贸易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源和资源配置权力向政府部门的集中，这样做不仅导致税收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很快就被政府的政策和其他各种行政性干预替代了。由此可见，中国当前出现的增长衰退在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性的倒退。

3.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作为最终需求的出口、消费、投资都有问题。

尽管中国的贸易还在低速增长，但是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已经趋向于零了。中国出口增长经历了三次高潮：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竞争力； 1998年因为东南亚危机爆发后国际订单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急速增长；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参加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迅速下降，导致出口增长率持续上升。但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在存量储备和流量短期资本流入套利的双重推动下，人民币呈现出单边升值的态势，由此造成的竞争力下降是造成中国出口不振的主要原因。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缺乏内部需求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只要出口下降，那么经济增长必减速。

再从消费方面来看，居民的消费支出是其收入的函数，以政府补贴为工具的刺激政策是不可能激发居民消费的。毫无疑问，居民可以用于消费的支出来源于经济增长，因此从逻辑上来讲，消费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所以试图依靠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那么唯一可做的也只能是减税，即把政府用于投资的支出，通过减税转化为居民的消费支出。但是想要通过政府补贴或者增加工资等方法来刺激内需，进而来实现对出口的替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出口和消费都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情况下，就只有依靠投资了。但问题就在于当出口和消费都不振的情况下，投资的机会又在哪里呢？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出口部门已经没有投资机会，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消费品生产部门同样缺乏投资机会。于是，能够稳定GDP增长率的投资就只能指向两个领域：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领域。毫无疑问，依靠这样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必定是不可持续的：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财政投入，而财政投入所需要的资金当然要靠税收，但在经济基本面趋于恶化的情况下，税基必然是趋于萎缩的，因此依靠政府基建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维系的；第二，与居民消费一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当中国经济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房地产业是不可能替代其他产业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之重任的，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下行，居民的收入会随之下降，从而迟早会导致全社会购房能力的下降，进而造成房地产业的萧条。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最近5年中，中国全社会生产性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率已经从年均 15%左右下降到10%以下，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从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迅速下降，最后走到了破八的地步。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没有今天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那么便不会有明天的经济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于最近十来年宏观经济政策使用不当。从2004年宏观调控至今，我们先后推出紧缩性产业政策、出口政策、货币政策，唯有财政一直在扩张，由此造成的国进民退和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可以说是导致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不断下滑的根源所在，对此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1.紧缩产业政策

产业紧缩政策源于2004年的宏观调控。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其政策工具包括旨在提升产业结构的产业规划和政策、新劳动合同法规、新能源政策、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等。

产业规划和政策提高了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后三个政策措施都是增加或者提高现有企业成本的。据说这是为了倒逼现有产业升级换代。但是，在禀赋条件(或者约束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任何结构调整的政策都是无效的。倒逼更是荒唐的做法。即使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还知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是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居然不讲道理到这种地步，“没有条件也要上，你不上我就逼死你”，连创造条件这件事也不做了。天底下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来调整经济结构的，无中生有的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是很糟糕的。由于受到要素禀赋的约束，大量产业资本转变成为地产和金融资本，做私募、做金融、做房地产、做投资，结果紧缩掉的是实体经济，调整出来的却是泡沫。今天中国满街可以看到的就是投资管理公司、私募公司，小额担保以及当铺，就连银行也开始不务正业，大规模从事风险极高的表外业务。中国原本就有限的企业家正在迅速地被金融家和资本家所替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开始动摇了。假如说我们在下文中要分析的紧缩出口政策使得中国失去了国际市场，那么紧缩产业政策则是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要想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也难了。

2.紧缩出口政策

紧缩出口政策的目标是平衡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