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良：剖析中国经济之病的根源

我没有学过高深的经济学，但明白经济的基本构成就是生产和消费，生产与消费的顺利衔接，分配十分重要。有了货币，就多了货币联结生产消费和货币分配财富。有了政治权力，就有了超越经济个体的力量，制定规则，影响经济社会运行，成了经济中一支看得见但又经常被人忘记的手。经济的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的根源，除了经济社会与人的规律之外，也大多就是这几个问题了。规律我们可以去了解，但我们无权责怪，不能归结为问题。所谓问题，就是规律之外人为的事情。

在2011年全球经济不稳定、中国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许多中小企业困难，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出现了“跑路”潮，危机暗涌。但另一方面，高利贷利息惊人，房地产依旧暴利和难以压住的疯狂，通货膨胀让中低收入民众很煎熬，似乎又是经济过热的征兆。一边是实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之虚，另一边是金融与房地产之高利润，中国经济到底得了什么病？

病症的由来

我们回到基本原理，经济的基本构成是生产和消费，则经济的动力构成也就是生产和消费。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美国新经济潮暂停，也即是说，美国经济的供给动力受到重创。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美国扩张货币，以房地产热作为虚假的生产动力，以家庭信用消费继续透支未来消费购买力，且房地产热带来的地产升值进一步促使家庭透支未来消费购买力。终于，这个虚伪的游戏结束了，就来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接着引发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

对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中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不断开足马力刺激经济，增加政府开支，扩张货币供给，以政府开支弥补出口和消费的动力不足，以大量上马项目和宽松货币刺激投资快速挽回GDP增速下滑，即将掉头向下的房地产也起冷回热。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开足马力刺激经济回升，全球货币泛滥。接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接踵而来，中国在2009年投放的海量货币也逐渐变成通货膨胀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上涨。随之，政策改弦易张，抑制房价，紧缩货币。

房价的上涨、预期升值和通货膨胀下货币寻求保值增值的需求，房地产上压下火，引来众多企业加入，吸引了众多资金。在打压房价和紧缩货币之下，大约占房地产半壁江山的中心房地产资金干渴进一步上升。本来就在抑制金融政策下融资难的非房地产中小企业，在紧缩货币和房地产吸金之下更加融资难。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扩大摊子尤其是进军房地产的企业，资金链压力上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资金需求压力上升和高利贷疯狂发展，进一步提高融资成本和加剧融资难，金融业却如2003年“非典”时期的医药行业一样获益。

在出口不振、融资难、成本上升、劳动力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之下，中小企业备受多发夹击，利润下滑，生存困难，实业难做。这种情形，又迫使许多民营企业和资金逃离低利润的实业，加入到高利贷、房地产等高回报投资，其中高利贷又多是投入到最大暴利产业房地产，这从“温州炒房团”和鄂尔多斯等地的房地产与高利贷的关联可以看出来。据报道，温州中小企业平均利润1%到3%，企业亏损面超过1/4，六成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在鄂尔多斯，据媒体报道，房地产已经疯狂到人均达三四套房。一名当地房地产老板说，“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再过2年，鄂尔多斯人均至少拥有10套住房。”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就像2007年上证指数连破3000、4000、5000、6000点四道大关一样，“房民”不知要涨到哪里为止。有人调侃七匹狼、海尔、雅戈尔、苏宁、国美、格力、格兰仕、美的、娃哈哈、五粮液等众多企业“不务正业”做房地产，“神奇的地产，让72行最后都殊途同归”。除了国有垄断与资源暴利之外，房产是最大的暴利行业，在实业的低利润和国有垄断与资源难进入之下，房地产是各行业、各企业、各资本最近便的选择。

房地产为何如此“魅力”？

房地产的最大魅力在于暴利、升值和升值预期。2010年12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指出，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平均毛利润率为55.72%。尽管近一两年房地产利润率下降，但依旧相当暴利，相对于多数行业的低利润更是如此。一位温州企业主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做企业与炒房如此收益反差，谁让炒房不心动？如果能像股市一样投资门槛低，估计中国的炒房热和2007年的全民股票热差不多了。如股市大涨获利后一样，继续预期升值且信心充足，升值预期继续吸纳资金流入。

从供给来看，中国的高房价和房地产的暴利，当首推土地制度。违反这一制度的小产权房，价格只有国有土地商品房价格的1/3左右，这就不难理解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高达55.72%的平均毛利润率了。城市土地国有化制度，就让地方政府就垄断了城市的土地供给。有了这种垄断，就有垄断供给数量和垄断价格。这种土地制度的结果，一是大大限制了房子的供给数量，因为供给房子首先要供给土地；二是增加了房子的成本，同时缩减了房地产商继续开发的资金；三是人为制造稀缺，物以稀为贵，土地供给的短缺就会让房子有升值机会和囤积的价值，从而引起大量投机和囤积。经济规律和人性决定，这种土地制度必然会制造高房价、房地产暴利和对房地产的升值预期。

从供给和需求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的高房价信心维持及升值预期和政府住房责任的缺失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在欧美发达国家，租赁住房的比例通常达到30%以上，像日本、德国家庭租房比例超过50%。法国自1956年就规定，任何一个城镇的廉租屋比例不得低于20%。在新加坡，80%的人口住在保障房中。中国能够享受到保障房的家庭不足10%。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保障房的不足，让等待结婚买房或改善居住条件或迁移的人被迫购买商品房，于是商品房需求变得刚性。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廉租房，购房者在租与买之间就有了十分有弹性的选择，维持与预期高房价的信心必然大为丧失。

中国的户籍制度，让农民长期被迫仅能居住在农村。1990年代以来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推进，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迅速号召他们来到城市，尤其是年轻的农村人。但住房供应却不能这么快，或者说供应给他们的房子不能建的那么快，就给了房地产投资者们信心，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买不起这样的房子。

目前中国城市的房价，绝大多数农民是买不起这样的房子，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城市居民也买不起这样的房子（获拆迁补贴者能买得起那是幸运的拆到他们），谁买得起中国城市的房子？只有占中国人口少数的富人。贫富差距无疑推高中国的房价，一方面民众穷，内需不足，实业利润低下，就会把富人从实业赶向房地产。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大，富人集中过多财富，就集中了社会资金投资房地产，在股市发展不足或低迷的情况下，也只有房地产才能容下这么大的资金。

把资金从实业赶走的是实业利润低，把资金从实业吸走的则是房地产暴利、升值和升值预期。有人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房价持续上涨联系起来，认为收入增长可以维持房价上涨，如果房价本身合理且年轻人口不大幅萎缩，这种看涨是合理的，但在房地产暴利和离民众收入甚远的过高房价面前却是不合理的。

驱赶资金流向房地产的，是高速增长的货币需要实物承载，或是物价上涨，或是资产价格上涨，其中房地产则是资产的重中之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于是需要有资产保值增值。由于通货膨胀会恶化企业经营，股市难以消化通货膨胀。其他资产，如黄金、书画、邮票之类，或升值难以比得上房地产，或市场容量太少。因而通货膨胀，尤其是在城市化发展和地产不断扩展的中国，必然驱使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

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购买房地产就会获得大量财富收益。就像那位温州千人企业主的企业利润不抵老婆炒房获利1/4一样，在通货膨胀下购买资产远比做实业更轻松的获取财富。货币象征着财富，货币也分配着财富，货币泛滥则会颠倒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收益，破坏财富的真正生产创造。因而通货膨胀是劳动的敌人，它不仅是让劳动者辛勤劳动收入不断缩水、转给拥有资产的富人，偷走企业正常劳动的利润，还让财富的生产创造者与企业无心财富的创造并加入到通过资产价格变动而无偿攫取财富的虚拟经济游戏。

由此以来，以温州人领先，其他各行各业纷纷“不务正业”加入到房地产，就有了充足的经济学理由。

中国货币何以泛滥？

近三十年来，中国货币高速增长，除了经济增长的需求之外，货币化的推进和资产价格的上升也是其重要需求，积极财政货币政策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则是其重要推手。但近十年来，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则是其遏制不住的最大推手。199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仅1450亿美元，截至2011年6月末已经增至3.197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0.86%！这就约等于外汇储备增长所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长率高达30%左右。

截至2011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万亿美元，外汇占款总额达25.5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已经投放了25.5万亿的基础货币，再乘以中国4倍左右的货币乘数，就创造了100万亿左右的货币供应量，而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才40.12万亿。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9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26.72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78.74万亿元，外汇储备可以创造的货币供应量比中国现行货币量还要高。如果不是通过央行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巨额外汇储备造成的货币投放泛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程度会更高。2003年9月21日之前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至2011年6月14日大型金融机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升到21.50%，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升到18%，八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可以说，中国超过100%的货币供给是外汇储备占款，欧美中央银行替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投放货币。

外汇储备导致的货币泛滥，一方面推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吸引更多实业资金流向房地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提高企业成本，稀释实业受益，央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又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驱赶实业资金逃离实业，如进入房地产，同时金融业也会在这个时候收益颇丰。

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贸易顺差和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构成，核心在持续的贸易顺差。除了支持出口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外，贸易顺差的最基本原因就是中国生产相对过剩而消费相对不足。这既有贫富差距、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低实质城市化等经济因素，也有生产人口相对过剩而消费人口不足的人口因素。贫富差距、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低实质城市化降低消费。如财政部10月18日公布数据，2011年前9个月我国税收约7.13万亿元，平均每人每月约590元。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每人每月约49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每人每月约1590元。典型的高税收低保障，人民哪里来的消费能力？再如贫富差距，一方面让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缺乏消费购买力，实业难做，压低工资，再而扩大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富人集中过多财富四处投资或投机，如制造高房价又伤害民众的消费购买力，大为加剧消费的不足和生产的过剩。低实质城市化降低城市消费，减少了城市就业岗位的提供和城市工资的提高，反过来又降低实质城市化。中国的一胎政策，一方面让纯消费的少年儿童人口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提高劳动参与率加剧生产过剩。2007年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达70.6%，印度仅为34.2%，是印度的两倍有余。这种人口政策必然带来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消费的相对不足。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过高比例的人口参与劳动，使生产消费人口比例失衡，压低工资，反过来又制约消费压低工资。等等。

美国经济，包括世界经济，与中国也有共通之处。近几十年来美国贫富差距在拉大，生产消费的循环受到阻碍。如资本主义历次经济危机一样，贫富差距大，消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一次一次的危机干扰经济。为抵御这样的危机，于是就使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投资消费，扩张财政货币，冲刷生产消费循环管道的泥沙，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反而恶化长期病情。货币膨胀扩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又是货币膨胀的经济原因，贫富差距是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根源，也是中国货币膨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