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生 刘振毅：中国经济不会崩溃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上，从来不缺乏唱空的声音。近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较为复杂，有关中国经济“硬着陆”，“中国经济崩溃”等论调甚嚣尘上。一些国际机构刻意夸大中国物价上涨、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地方债务、银行呆坏账增加等问题，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等外资机构纷纷下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国际空头大师加入唱空阵营，并且公开宣称要做空中国。外资唱空中国，意欲何为？

一、“中国崩溃论”老生常谈，国际资本伺机牟利

国际投行“唱多”或“唱衰”一个国家经济，经常是出于金融投机的需要。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规模较小，资本市场开放度不高，因而供它们炒作的空间还不大。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快，国际投行有了以“唱空”、“唱多”谋取利益的机会，也有了谋利的动机。2002年，国际投行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一时间在国际舆论中掀起不小的波澜，搞得包括众多中国人在内，都以为四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而事后证明，这一招是为外国金融机构持股中国银行业股份而增加谈判筹码――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被事实证明是十足的战略投机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便暗流涌动。2010年初，有关“中国经济站在悬崖边”的论调开始在一些西方媒体露头。2011年4月始，早已不算“新闻”的旧调重弹更甚，一些西方大腕级对冲基金经理及经济学家，集中向中国经济的“软肋”开火。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声称，中国房地产业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他甚至怀疑，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伪造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说，中国“因过度放贷引起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发一场在10年内都会造成影响的地区性经济衰退。国际资本大鳄索罗斯公开发表讲话称，中国经济存在泡沫，并有迹象显示正在走向失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发布报告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或比审计估算数字多3.5万亿元，穆迪据此将几十家在香港上市的国内公司的信贷展望转为负面，导致这些公司、尤其是银行的H股价格大幅下跌。这些机构如此唱空中国，无非是为了达到其国家战略目标和为自身谋利。

1、维护美欧在国际竞争中的金融核心地位

那些凭借强势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构和个人，“唱多”或“唱空”都别有用心。它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配合美欧的国家竞争战略，帮助美欧维持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欧的核心竞争优势――金融，改革不合理国际金融制度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而美欧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和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紧抓金融霸权不放松，是他们对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遏制”的最后一张王牌。审视某些大国一贯的操控伎俩，不难发现：每当它们陷入困境甚至危机时，总会利用某些优势地位给竞争对手制造危机，或把自身危机转嫁出去，以巩固其霸主地位。那些唱衰中国的说法能够有“影响力”，与西方主流媒体刻意放大、其他国家舆论盲目跟风密切相关――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市场分析人士乃至管理层，对“权威观点”似乎总有迷信心理，思路容易直接或间接地被“俘获”，结果影响了对本国或他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并进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

2、一边“唱空”、一边“做多”是国际资本大鳄谋利的惯用伎俩

华尔街有一些人专门选择做空与中国有关的股票和债券，这些人向媒体散布“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方面是为了解释其投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制造相关舆论，使中国经济受到打压，以便从中牟利。有媒体曾披露，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查诺斯等人计划从外围入手，做空与中国信贷、房地产泡沫相关的资源型公司。一些国际投行和对冲基金一边“唱空”中国房地产市场，一边却加速进入房地产业。有人指出，A股近年来的暴涨暴跌，某种程度上是国际金融资本试图控制中国股市的精心操控，国际金融资本成了中国股灾的最大赢家。在索罗斯表达对中国经济唱空言论之前的4月份，就曾有消息称，索罗斯还带着百亿美元资产重返中国香港市场，并对境内的资本市场摩拳擦掌，意欲做空中国资本市场。多年来，国际投行公开唱空中国楼市，暗地里却大笔进行房地产投资，最终都获利不菲。

3、帮助美国度过经济难关的影子功能

尽管不能说国际评级机构的负面评级都是阴谋，但如果评级机构受到足够大的利益驱动，就会与做空的机构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采用唱空中国经济、夸大地方债务的影响等方式，达到拿中国的钱来还西方国家债务的目的。包括索罗斯和高盛在内，几乎每个唱空中国论调者的背后，都存在影子问题。唱空中国背后的直接意图是“倒逼”前期流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流美国，间接目的是解决美国国债购买力不足的问题。

4、西方学者对中国存在偏见

除了利益驱动外，麦嘉华等人的言论，也源于一些西方人看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时一贯持有的偏见。有学者指出，西方总是有人喜欢用放大镜观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大肆炒作，对自己的危机却总是视而不见。通过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发现，国际上的很多经济评论人士都过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却忽视了对发达经济体自身问题的反省。

5、国内利益集团跟风谋利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中央经济政策一紧就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经济崩溃论、经济拐点论便相继推出，其目的是引导舆论倒逼紧缩政策退出。1993―1994年，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进行“软着陆”的宏观调控。随之，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便会此起彼伏，有很多学者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周期，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信贷扩张压力加大的状况，在2003年4月就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加强预调，启动中央银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于9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到7%，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年GDP增速从上年的9.1%提高到10%，CPI涨幅稳定在1.2%，应该说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但此时又有人开始强调中国拐点论。2007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相关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形势，CPI同比涨幅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但此时各种中国崩溃论再一次出现。针对目前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一些人又以经济可能“硬着陆”的观点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力图以短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谋取一时的高利益。

二、中国经济面临考验，但总体风险可控

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面临重重考验。中国经济是否会由盛转衰，关键取决于需求。但中国经济需求依然强劲，其他问题都不足以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具体到中国经济眼前的考验，确实存在经济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价格不稳定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困扰着中国经济，但并非不治之症。

1、中国投资增长较快，投资效率稳定

批评中国投资率过高，并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说法已经持续了十几年。高投资率是否将导致浪费并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关键要看投资效率是否出现下降。普遍使用的测度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其衡量的是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情况。当增量资本产出率提高时，说明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变大，意味着投资效率下降。从经验上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超过其长期平均水平1个单位就属于偏高，预示着经济存在风险。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陷入长期衰退。日本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平均值从20世纪70年代的3，升高到20世纪80年代的5.3。与此同时，日本的平均利润率从1981―1985年的8%左右下降到1986－1990年的不到6%，也说明投资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投资率持续升高，从1980年代后期的不到30%上升到危机爆发前1995年和1996年的40%左右。与此同时，投资效率出现明显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左右提高到接近4，投资效率的下降使得高投资难以为继，并产生大量问题金融资产，最终爆发了金融危机。总体来看，当前反映中国投资效率的指标没有出现持续明显下降。虽然2009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曾出现明显上升，但2010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降至3左右的正常水平。增量资本产出率没有出现持续上升的情况，说明投资效率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而趋于稳定。

另一个常用的反映投资效率的指标是平均利润率。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的投资是否有效率，就要看企业能否弥补投资成本并获得正常的利润。如果全社会的投资效率下降，反映为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近两三年来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还保持在适当水平。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但2009年9.6%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仍然比1990－1991年和1998－2002年期间9%以下的利润率水平要高。2010年，由于企业效益指标出现明显改善，平均利润率回升。

此外，中小企业整体运行良好，并没有普遍陷入困境。今年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869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私营企业实现利润3766亿元，同比增长47.4%，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再者，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是老问题，并非自货币政策紧缩之后才出现。如果民营企业经营全面恶化，就不会出现电荒和用工荒，而应该出现电力过剩和失业潮。

2、工资上涨推动结构调整，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会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当前工资上涨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发生的。因此，工资一上涨，就归结为竞争力下降并非科学的判断。有专家对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单位产品的劳动工资水平非常低。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我们的1.5倍。中国现在如果把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水准提高50%，并不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行业动态计算的结果表明，提高劳动报酬，并没有导致企业利润总额和利润率的下降；相反，利润总额和利润率都在随着劳动报酬的增长而更快增长。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相对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不仅具有绝对优势，而且还在强化；我国竞争对手的工资上涨速度比我们更快。合理提高劳动报酬，不仅不会对企业制造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利润总额带来消极影响，反而会促进企业利润总额增长和利润率提高。

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与十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15-59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动，都约为70.1%。考虑到我国总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所以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较十年前还有大幅增长。因此，断言我国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当前的用工荒，主要是结构性的，我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3、净出口下降影响有限，居民消费依然强劲

我国进出口总额虽然环比有所下降，这与近期美、欧、日经济增长预期都被普遍调低，新兴市场国家仍在集体实施紧缩政策有关。由于需求减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回落意味着进口价格指数的适当下滑。如果在出口同比增速回落的同时，进口同比增速也相应回落，则中国仍将有适度的贸易顺差而非逆差。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在外需贡献为负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9.7%的增长。一季度贸易呈现逆差，一方面是因为欧美国家经济低迷，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从海外的进口额越来越大，并且超过了同期的出口额，进而导致贸易逆差。

从消费看，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服务业的发展将推动最终消费增长。中国城镇化还存在巨大的空间，现在的有效城市化率较低，只有48%，考虑到2.6亿农民工并没有在城市安家落户，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不到40%。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要低15%到20%，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还有巨大的潜能。4―5亿人成为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上升至4000美元，将带来巨大的内需。加速城镇化、加速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还有福利制度和其他社会改革，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广阔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