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对当前与未来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的六点认识

当前国内与国际的经济环境都趋于复杂，在纷纭变幻的经济形势中理清宏观政策思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对以下六方面问题有如下的认识。

第一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在加强，但是仍很弱。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是“前高后低”，从一季度的11.9%下降到四季度的9.8%，从这个趋势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有逐渐衰减趋势。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到9.7%，增长动力似乎还在下降，但工业增长率去年四季度是13.3%，今年一季度是14.4%，有明显增强，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有所恢复的。

但是，这种恢复是很微弱的，从三大需求动力看，出口一季度出了10亿美元逆差，而去年同期是140亿美元的顺差，实际消费增长去年一季度超过15%，今年下降到11%，从投资看，去年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超过了22%，今年下降到18%，所以三大需求水平都是下降趋势。

更重要的是关心那些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所表达的未来趋势。我比较关注的先行指标，一个是“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代表着未来可能发生的投资需求，200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的增长率曾经超过90%，达到新世纪以来的高峰，这明显是由政府反危机的投资政策造成的，但是随着政府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到2010年1―11月，新上项目投资的增长率就下降到25.6%，今年一季度进一步下降到负的12.7%。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未来投资需求显著趋弱，对增长曲线的下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个重要的先行指标，是PMI指数中的生产订单和出口订单的变化。根据有关机构的跟踪研究，过去6年的3月份，这两个指标平均会上升4.4个百分点，但是今年3月份仅上升了0.9个百分点。由于在此之前PMI指数已经连续下跌了4个月，而在一般都会出现季节性反弹的3月份又是反弹力度很弱，也说明了增长动力不足这个现状。

今年以来，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反通胀，但反通胀的相关措施也会削弱增长动力，目前这种情况虽然还不显著，但是如果继续加大反通胀的力度，在增长动力已经很弱的背景下就应该慎重了。

第二点：中国目前的通胀不是货币供给过量的结果

中国目前的通胀，是由输入型通胀、食品推动的结构型通胀，以及由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复合形成的，这三类通胀的共同特点，都是首先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涨，然后是企业为保住利润水平，以提价方式向市场释放成本上涨压力，所以这三种通胀，又都可以归结为成本推进型通胀。由于成本上升，企业对投资资金与流动资金的需求都会增加，所以也会引起货币量的增长，但是货币量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几年通胀反复出现，很多人都把发生通胀的原因归结到是中国的货币长期超发，由此形成流动性长期过剩，因此顺理成章地认为应该通过紧缩货币来治理通胀。这样的认识恐怕有很大问题，因为说近十年来，特别是自2003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量过大是依据不足的。

所谓货币超发，是指货币供给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从货币(M2)增长率看，1991―2002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3.1%，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是10.2%，货币超前经济增长11.7个百分点，而2003―2010年，货币增长率是18.9%，同期经济增长率是10.9%，货币超前经济增长7.2个百分点。所以货币增长率超前于经济增长率的幅度，近8年来是大幅度下降的。根据西方货币学派的理论，货币超发导致通胀一般最长只有9个月的滞后期，如果90年代至本世纪初货币是严重超发的，那早就会爆发严重的通胀，而不会持续到今天才爆发，更不会在1998―2002年出现年均0.4%的消费物价负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通缩”。

如果说是自2003年以来新经济增长期存在货币严重超发，就更站不住脚，不仅因为近8年来与1991―2002年比较，货币增长率低而经济增长率高，更因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中，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更深，规模也更大。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货币供给量最终会被三个部分吸纳，第一是经济增长会吸纳货币，第二是通胀，第三就是由市场化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经济货币化，比如以前产权和土地都不能交易，但是现在有了股市，土地也可以交易了，而这些都需要货币。所以，在货币增长率中扣除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和代表通胀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后还有货币余量，就可以看成是经济货币化所产生的货币需求。

比较1991―2002年与2003―2010年这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年均货币余量是5.4个百分点，后一个时期是2.4个百分点，说明近8年来超过现价GDP增长率的货币余量显著低于以前时期，但是必须看到，自2003年以来的8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更深，规模更大。比如2005年股票流通市值首超万亿元，2008年土地出让金总额首次近万亿元，2005―2010年货币M2增长了1.86倍，而股票流通市值增长了14倍，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长了4倍，这说明近几年的货币深化过程，已经足以全部吸纳货币超前于现价经济增长的全部余额，甚至连以前年份的货币余额也吸纳掉了。如果近十年的货币增长率低于前十年，而经济增长率与货币深化的程度和规模又高于前十年，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近年来是货币供给过量，而又导致了当前的通胀呢?

如果货币不是导致当前通胀的因素，则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就不会产生抑制通胀的效果，而只能产生压抑增长的效果。从压抑通胀的宏观调控实践看，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10次提高了存款准备率和4次加息了。存款准备率的提升可以看成是为了对冲外汇流入所导致的人民币投放，但加息和贷款控制则是直接指向了通胀。紧缩货币对通胀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应该在6个月后能够看到效果，到目前已经过去了6个月，然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前10天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看，除了部分蔬菜价格在下降，粮食、植物油和肉类的价格还是在上涨，而国际油价正是在4月份上到了110美元的新高点。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继续货币紧缩是不可能解决通胀问题的。

从今年一季度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货币M2的增长率是16.6%，而现价经济增长率是17.6%，因此货币供给不仅没有给货币深化留出空间，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形成了1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有人会说没有这低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货币供给，通胀就下不来，但是请不要忘记，2008年上半年当出现货币增长低于现价经济增长7个百分点后，到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急剧下滑，这中间当然有外部金融风暴的影响，但宏观调控失度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吧?目前由于贷款投放控制过严，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缺，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急剧飙升，这些情形都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过，所以如果坚持认为继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就可以抑制住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就会重复2008年上半年的错误。

在写完这篇文章后，5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又发布了最新的4月份PMI指数，是环比下跌了0.5个百分点，其中下跌幅度最大指数，是代表未来趋势先行指标“新订单指数”，下跌幅度是1.4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出口新订单指数”也大幅度下跌了1.2个百分点，说明紧缩措施已开始显著影响到增长，并且不能排除在未来3个月内，经济增长曲线突然掉头向下的危险，所以紧缩过程应该结束了。

如果不能使用货币政策反通胀，宏观政策的重点就应该向财政政策转移，就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以使他们在通胀过程中的实际消费水平不下降。

第三点：输入型与结构型等通胀类型，不会导致恶性通胀

在通胀“破5”之后，宏观调控当局之所以下决心即使牺牲部分增长也要压住通胀，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未来的通胀会失去控制，会演变成年率超过10%的恶性通胀过程，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所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与由于货币超发所形成的“需求拉上型通胀”是不同的通胀类型，所以不可能演变成恶性通胀。

从输入型通胀看，源头在国外，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天量货币，并用这些货币拉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结果，也是金融资本分割产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如果金融资本用不断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方式，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分割得过多，甚至侵蚀到生产成本，就会导致产业资本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被迫收缩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实际需求减少。此外，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向下游产品的传导，最终也会引起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收缩，而生产企业与居民的实际需求收缩，都会反过来压抑大宗商品金融泡沫的膨胀，甚至刺破这些泡沫。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被破坏，金融机构也纷纷倒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从暴涨转为暴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接近150美元/桶下跌到最低40美元。

所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不会被持续无边际地拉升，而是有实际需求的抑制，以及金融危机的打压，输入型通胀就不会是单边上升的态势，而是会表现为大起大落，底部逐步抬高的过程。

从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胀过程看，其源头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增长率，赶不上由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共同构成的食品需求增长率。在人与地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地而不是人，因为不能不让人吃饭，也不能不让人生孩子。但是耕地虽然有限，却可以通过提高耕地的产出率来增加食品供给，比如2010年与1998年相比，中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6.5%，粮食总产量却提高了6.6%，棉花产量提高了32.7%，油料产量提高了40%。所以，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是耕地减少的对冲因素，因此也是缓和人地矛盾的关键因素。

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减少都是缓慢发生的，所以是经济中的慢变量。仍从1998―2010这12年看，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6%，耕地年均下降速度是0.5%，再加上由于农业科技发展与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不断推动着土地产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着人地矛盾，这就决定了人地矛盾所导致的通胀过程，必然是一个缓和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至新世纪初这20多年时间，农村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潜力与不断提升的土地产出率，大体上可以抵消掉工业化与城市化占用耕地对农产品供给的负面影响，但是近8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各地区的耕地占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耕地占用纷纷碰到了“红线”，中国的人地矛盾就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点，从而使食品推动的通胀具有长期性。

从实际情况看，2003―2010年的年均通胀率(CPI)为2.7%，而同期的食品价格年均上涨率为6.5%，按34%的食品价格权重计算，对这一时期消费物价的影响大约是年均2.2个百分点。考虑到未来的人地矛盾会趋于尖锐，食品价格的年均上涨率可能长期在年均10%的水平，因此对通胀的长期影响力，就是每年会将通胀推升3个多百分点。

再来看工资上升对通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成本增加，在不改变分配关系的条件下，企业主为了保持利润水平，就会通过提价来转移工资成本上升的负担。由于劳动力的短缺是进入到了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的增长由于人口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开始赶不上经济规模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个“快变量”。同时，在成本上升推动下，企业也不会只走提价这条路，越往长期看，企业消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方法就越会向产品、技术与管理升级方面，寻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道路。所以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劳动力短缺与成本上升，往往是一个国家企业与产业升级的动力。

综上所述，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其诱发因素或者是“慢变量”，或者是有较强制约，所以我认为，这三方面的力量所复合形成的通胀，不会导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胀率。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在6%上下浮动，在国内外经济都“过热”，且大宗商品价格泡沫严重膨胀的时候，可能会接近10%，但是如果发生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也不排除发生通缩的可能。

中国的通胀率，八十年代是平均7%，九十年代是平均7.2%，只是新世纪以来才降到年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