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十论中国市场-――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前几天，偶然地进入了张维迎先生的网上专栏，读了张先生十几篇文章，我对中国第一学府的大教授、中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权威张维迎先生有关市场经济的部分理论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不得不在此向张维迎先生提出商榷。

本问虽然指明是和张维迎先生商榷，只是因为本文的引文大多数都来自张维迎先生的网上文章，实质上是向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提出挑战。本文分十个主题来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

1、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张维迎先生说：“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1]客观上目前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千差万别，各有特色。那么，既然我们要把中国的前途托付给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搞清楚，市场经济到底有没有“目标模式”，怎样的市场经济才是相对完善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把我们中华民族带向何处？

邓小平为中国指明了社会主义的二大原则，我认为，这二大原则也应该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最主要原则――拿邓小平的原话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也就是市场经济必须兼顾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富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共同贫困，所以，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上，而共同富裕又是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必须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只有少数人致富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创造出来财富为少数人攫取的模式，既没有社会现实意义，从长远来说也不能真正地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我明确反对张维迎先生及其主流学者的观点：“‘效率第一 ，兼顾公平’并没有什么错”[2]。在效率和公平中没有，也不应该区分第一和第二，二者必须一视同仁。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才能够确认在什么环境下，哪一方面更重要些，这种单方面的重要性，也必然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片面注重效率，应该不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年后，在贫富二极分化严重，基尼指数达到4.9的大幅度超警戒线的现实状况中，重点关注公平和共同富裕不但是必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任何经济理论，不但都有一个适用的客观的环境、范围和条件，超越了这个环境、范围和条件，甚至就可能成为谬误。

在经济理论中，经常用理论模型来分析说明问题，什么是理论模型？就是首先界定一系列条件，在这些既定条件范围内分析得出的经济理论，仅仅在这些条件和范围之内才能够成立，超越了这种范围和条件，就不完全适用，甚至可能会成为谬误。其实，从宏观上来说，世界上所有真理，都具有这种特点。甚至牛顿力学定理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都是如此。它们只适合在正常的三维、四维空间内才能够有效。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它们在宇宙大爆炸前能够有效吗？

所以，正确的经济决策所适合的经济理论也必须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能够适合任何环境的永恒真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一样。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常识。任何客观经济环境中适合的、正确的政策依据，都必然是各个理论流派的组合菜单，只是各种理论流派在这份菜单中所占据的比例不同罢了。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必须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尽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一定的环境范围内是有效的、正确的，但也是绝对不可能“打遍天下”，能够适合所有客观环境，不可能永远正确、有效，成为永恒的真理。

2005年3月，我曾经在网上发表了《论以“人”为中心》的文章，向邓小平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纲领性决策提出商榷。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这是因为唯物主义不但确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而且还必须承认在物质范畴中，人是第一性的，是首要的。生产力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动力，就是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应该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是关于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论，那么也必然是关于“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论，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甚至和民主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都是相通的。如果有人说，自由主义仅仅是关于精英群体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论，那绝对是对自由主义的玷污和扭曲。所以，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及其创造的财富，也必须相对地为“每个人”和“一切人”享用，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必须相对地依靠“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积极努力和创造性实践，而不能仅仅依赖少数精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所有经济学家一样，都必须为“每个人”和“一切人”利益的扩大和提高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不能仅仅为少数精英服务。

2、本次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先生说：“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3] “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4]

我不能同意张维迎先生说的本次经济危机仅仅是政府干涉经济的结果，和市场机制无关的观点。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本次危机的根源是政府的监管没有有效地弥补市场固有的不足――没有有效地制约金融家和金融企业因贪婪而产生的对市场的危害，而这种经融家的贪婪行为完全是市场固有的机制和缺陷。如果没有金融家和金融企业贪婪的市场行为，仅仅是货币流动性过多，会造成这种严重的危机吗？很显然，政府的金融政策和货币投放量，原本是应该符合市场的客观需求，包括遏止和制约金融家和金融企业的贪婪，结果是政府宏观干预的政策错误，如张先生所说，泛滥的货币流通量非但没有对贪婪的金融家和金融企业达到应有的监管作用，反而是助长了他们的贪婪。尽管他们这种贪婪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机制和市场竞争的动力，但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地成为市场经济的危害。那么，怎样把市场中人们的贪婪限制在正常的有效的范围内，就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和职责。

再说，政府在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方面能够彻底“无为”吗？完全由市场来自然、自由和自发地进行可以吗？当然可以，在市场经济起源时期，就是这种完全依靠市场的纯粹的市场调节状态。但是综观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利率和信贷、货币发行量方面彻底退出，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张先生能够指出哪怕一个国家吗？如果没有，请张先生试图去说服哪怕一个国家愿意执行这种政策，看看能成功吗？

3、面对经济危机，政府能够撒手不管，彻底“无为”吗？

张维迎先生说：“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5] “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6] “我的观点是，2009年就不该去刺激，房价掉的时候去加大投资，本身就不对，该掉就让它掉，该掉到哪里就让它掉到哪里。所以几个月前还在救市，现在又要去‘压’市。”[7]“如果2001年美国不救市，现在世界的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当时只是一个小危机、小泡沫，后面可以再健康地前进。救助之后，低利率大量放贷，小泡沫变成大泡沫、大危机，就很难收场。在中国，是靠政府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拯救危机，最后恰恰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波动成为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是在加大这个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平缓周期。[8] “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9]

够了，不用再多引用张维迎先生的文字了，张维迎先生的观点已经非常清楚：面对经济危机，政府的“救市”，是帮了倒忙，大多数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行为都是无效的。那么我想请问张先生的是：是否可以因为政府干涉经济政策的错误，而确定政府“不应该”干涉经济，应该“取缔”政府对经济危机的“一切”救市行为？虽然张先生的文字中没有明确的答案，张先生非常知趣，没有说“肯定不可能”，而仅仅是“抱怀疑态度“。并且还承认：“政府只解决大问题……”那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应该还有成功和有效的地方。

所以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面对经济危机，政府绝对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彻底“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经济学的常识――经济危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表现形式却基本相同――从流动性泛滥一下子进入流动性彻底消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及时注入适当的流动量，后果将不堪设想！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没有及时注入流动量，听任金融企业倒闭，结果不但银行倒闭近半数，美国的经济损失高达60%，而本次危机的严重性并不比那次小，各国政府及时注入了流动量，结果损失是多少呢？如果我们还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实践的证明，应该比任何理论大师包括张先生的言论都权威。当然，到底应该注入多少流动量，确实值得商榷。是否真的需要“四万亿”也可以质疑。甚至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恰当的时刻及时退出，都是应该进一步深刻探讨的重要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和经济学家必须有效而正确地引导这些被注入的货币流动量，使之流向对解决危机有效的领域而不能让它们冲击资本和资产市场，形成新一轮的泡沫。而且这也是全体经济学家的职责！但面临危机政府不干涉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噎废食”，因为政府的政策错误就彻底取缔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行为。

4、市场不是“万能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存在三大缺陷

虽然张维迎先生也承认政府调控经济的必要性：“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10]但却认为：“我不是说不需要政府，但政府绝对不要直接介入经济。确实，政府实际上要做的是制定一些规则，但保证规则的执行更重要。”[11]“市场是靠人运作的，而人本身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作决策可能会有错误。当出现这种错误时，恰恰就要靠市场成为一种纠错机器。 正因为有这种机制，市场才会优胜劣汰，才会选择最有效率的方式。”[12]

也就是说，张先生认为，与其让政府来调控经济，还不如依靠市场自身的纠错机制。这似乎就等于否认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必要性。

而我的观点非常明确：虽然市场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市场存在着三大缺陷。市场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而独立完成国民经济的有效运作。

第一个是市场的先天性缺陷。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提出劳动力价格“拐点”的理论。我说的这种市场缺陷就是在大多数相对完整的市场体系中，在这个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刚性”，一旦“拐点”到来，就会因工资的上升，使资本外流追逐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过剩劳动力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低于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的，还因为劳动者面对“生存的迫协”，不可能拒绝这种不合理的低工资。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的；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市场均衡。很显然，劳动力市场上的这二大先天性“缺陷”，是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体系看不见的手自动地、自然地避免和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