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更大发展机遇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最鲜明的特征，这是人民期待，全党共识，实践昭示和行动指南。

提出主题和主线是《建议》最鲜明的特征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为什么要鲜明地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发展是硬道理，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发展。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发展不放松，我国不是经济发展过快，而是发展不足，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要加快发展。其次，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

“十二五”时期的国际环境方面，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坎坷，增长放慢。2010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全球经济增长率调高到4.8%，复苏比预期要好，但仍然比较复杂，其中，发达国家拖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后腿。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气候变化、资源和公共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二是经济全球化没有扭转，也不可逆转。西方学者担心经济全球化扭转、停顿，金融危机以来有的国家采取的投资和贸易保护等措施会影响全球化进程，但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加快，投资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高端制造业和地区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实施市场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制造本土化，而不是以中国为桥头堡，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同时，区域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今年将有400个经济贸易协定签订，这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三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上升。四是科技革命导致资本要素流动不可逆转，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孕育新突破。

“十二五”时期加快科学发展，在国内环境方面面临着诸多有利条件，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大，要素组合优势明显，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政治稳定，各级政府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明显提高。但同时，我们面临一系列突出挑战，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投资消费关系失调，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明显，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国际收支不平衡，社会矛盾复杂多发，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仍然较多。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必须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问题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投入结构粗放，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在外需骤降和内需收缩下产能过剩突出；调结构的要求落实不理想。二是内需结构不协调，投资增长和GDP增长都快于消费增长，而不是消费增长太慢或消费需求不足（1990～2000年我国居民消费实际年均增长8.3%，而世界平均为2.9%，发达国家仅为2.3%）。三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发展成果尚待普惠共享。一些短期应对举措与中长期努力方向可能产生新矛盾。四是出口增长粗放，附加值低，结构不合理，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能耗高、排放大，而不是过于依赖出口或外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十七大概括为“三个结构调整”，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五个坚持”，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五个坚持”突出重点，引领未来，惠民利民，助推转型。

《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总之，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建议》所提出的“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要目标，突出体现了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阶段性目标紧密衔接、与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衔接的特点。既体现了对“十二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正确判断，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全党的意志，对今后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我国经济增长前景预测

（一）基准情景。

这是以过去和当前的发展特征、发展方式为基础，并考虑到最有可能的一些变化，包括人口、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推导出来的可能情景。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可能趋势，也提供了与其他情景比较的参照系。

在基准情景的各项设定下，我国今后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速预期接近10%，预计“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为7.9%左右，2016～2020年为7%左右。

我国人均GDP在2014年接近5000美元，2015年超过5000美元，2020年超过7000美元，2025年接近1万美元，2030年约为1.23万美元。

到“十二五”末，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35万元，比2007年增长近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0.72万元，比2007年增长近60%。

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产生积极效果，到2015年，预计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35.3%提高到47.5%，到2020年居民消费比重提高到48.3%。

第三产业比重到2020年与第二产业基本持平，可能为5.7∶47.1∶47.2。

单位GDP能源消费从2005年的1.23吨标煤/万元持续降低到2015年的0.95吨标煤/万元和2020年的0.89吨标煤/万元。

（二）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

如果关键领域改革快速协调推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效率改进的贡献增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要进展，国际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情景中，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质量和效益较好，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增强，人民得到的实惠更多。

在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下，我国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十二五”期间可达8.4%，比基准情景高0.5个百分点。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高于基准情景，综合反映了技术创新、生产效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等各种因素的贡献加大。

在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下，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快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0年的4.29先提高到2015年的4.39和2020年的4.45，城乡收入差距显著降低。

居民消费增长更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40.1%上升到2015年的49.7%和2020年的51.9%。

高能耗产业比重将逐步下降，低能耗产业比重相应上升，2010年为44.2∶55.8，2015年为44∶56，2020年达到43.6∶56.4。

第三产业比重会较快提升，到“十二五”期末即可超过第二产业，一、二、三次产业构成2010年为10.4∶48.8∶40.8，2015年预计为8.2∶45∶46.8，2020年将达到6.1∶43.1∶50.8。

“十二五”末期，预计能源消费总量为35.5亿吨标准煤，比基准情景减少5.7亿吨标准煤。到2020年和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约为40亿吨和50亿吨标准煤。

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和拓展外需

（一）正确认识中国内外需的关系。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内需，出口不占主导。我国出口依存度高原因很复杂。出口额不是增加值，重复计算导致依存度高估，此外还有国际产业分工、比较优势、发展阶段、海外投资少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价值占世界比重低，加工贸易对拉动国外GDP的贡献远远大于国内，我国1元加工贸易增加值拉动国内GDP仅为0.3元，而拉动国外GDP高达0.7元，加工贸易的大部分增加值是在国外实现的。从这方面说，中国制造实为世界制造。世界经济失衡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发展不平衡，而不是我国出口太多，更不是人民币估值过低。

为避免净出口低估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我们用可反映部门联系的投入产出法来测算一段时间出口贡献的平均值，经测算，2000～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0.1%，其中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贡献3.4、4.3和2.4个百分点。出口或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仍然分别小于消费或投资，更远远小于两大内需之和。

（二）我国内外需比例变化符合全球化趋势。

我国的内外需比例与许多国家的发展趋势相当类似，即全球化导致各国内需比例下降，外需比例上升。世界上只有美国、印度、日本、巴西等几个大国的内需比例高达80%以上或90%左右，如果剔除对我国出口的重复计算和高估部分，我国外需比例将下降，内需比例与这些大国的差距会缩小，甚至不相上下。

（三）加紧培育竞争新优势。

我国出口强劲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而不是由于国内消费不足，这导致我国依赖出口转移过剩产能。其实，我国的产能过剩既有发展方式粗放的原因，也有经济波动周期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客观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外需不可能被内需完全替代，不可自废武功；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和拓展外需，两者不可偏废。粗放的出口增长模式代价很高，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弱化，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提升出口增加值率，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四）多管齐下缓解“双顺差”。

我国出现“双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都是净流入）既有积极合理一面，也带来新的难题。我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也在努力转变顺差过大的失衡状况，以缓解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内在经济压力。但不能简单靠压缩出口解决顺差过大难题，而应多管齐下，通过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等综合措施，促进出口增长方式升级；通过推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