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须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红利

中国国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出，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要着眼于“三个最大限度”，即最大限 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胡锦涛同时还提出“四个注重”，即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

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中共领导人近年首次用较大篇幅深入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尤其这一讲话在中国国庆前发表，引起舆论的密切关注。有评论认为，这显示中共领导层不但开始正视一系列社会稳定 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客观、宽容地给问题定性，将之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强调“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维护群众权益”。

毋庸讳言，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出现的某些偏差，中国社会稳定的压力开始不断增加，甚至某种程度上升到政治稳定的高度。这些社会稳定压力的形式林林总总，不一而 足，但大都以公民的权利诉求为基本特征。问题是，这些权利诉求往往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甚至以冲击政权象征机关的形式得以表现。有的地方群众攻击甚至焚烧政府和执政党的办 公楼，有的地方则是个人冲入公安机关残杀干警，也有的地方则是在军队营地门口残杀哨兵并抢夺枪支。至于公民的维权、罢工事件则更是层出不穷。

所有这些在过去均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的事情，虽然还只是处于零星状态，彼此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却是一样的，即都折射了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 某些环节出了偏差，以至于使基层一些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客观地看，这些事件极大地冲击了社会稳定，若任其发展，也必将冲击政治问题。

问题是：中国政府到底该如何定性这些事件及其背景？它们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它们究竟是来源于敌对势力的阴谋，还是来源于中国本身发展的某些环节出了 问题，以至于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准确地定性这些问题，也涉及到如何确定维稳的方法和策略，涉及到究竟是标本兼治，还是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胡锦涛国庆前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将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并强调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维护群众权益，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并提出了正确的 方法论。

准确定性社会稳定事件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三个根本问题值得深刻探讨：一、过去三十多年最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最大的失误又是什么？二、若将改革比喻成从此岸过渡到彼岸，那么改革的彼岸到底是 什么？三、改革之舟目前正处于前进道路上的哪一段，前面还有哪些路程？

上面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改革更为深层的逻辑，需要另文阐述，下文仅就第一个问题尝试做一些分析。若把三十年改革开放与同属过去150年中国现代化努力的洋务运动相比，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调动了中国民众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其表现就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这与洋务运动的官办经济模式形成截然反差。

而近二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更是极大地发掘和提升了个人权利和法治基础，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包含着个人权利、规则、监管与法治。在过去十几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恰恰是规则 、监管与法治的运作，出现了一些不完全到位的情况，其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从而导致政府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角色混淆，并由此导致政治与经济的交织，亦即通常所说 的官商结合或腐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结构不是呈现橄榄形，而是贫富两头分别巨大，而中间阶层则严重受挤。更重要的是，由于政经交织，富人阶层成为“仇富心理”的对象，而社会底层的人们则 也心有不甘。当社会底层的人们没有分享到发展红利，甚至感到被严重忽视时，无论是维权还是私愤的发泄，就都会以公权力机构为针对对象。若公权力对此再把握或定位不准确，那么一个 经济模式的问题，很快就会被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并进而被上升到影响政治稳定的敌我矛盾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锦涛日前提出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在中国经济和社会模式发展的关键路口的一个指向性的战略动作。

转变政府职能，回应人民权利诉求

因此，维稳的关键是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经济模式中的源头因素，具体说来就是如何使全体中国人民分享发展的红利。

在这方面，纠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偏差，下决心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全心全意回应底层人民的基本权利诉求，是两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矛盾都是人民对被忽略 的权利的诉求，而不是针对执政党及其制度的行动。但若公权力把握不当，则这种矛盾就有可能激化，甚至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