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放开二胎有利中国经济

最近看到一篇博客文章，题目是《娶上老婆是未来男人成功的标志》。别以为这是在搞笑，它可是在谈论严肃的人口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但也使得性别比严重失衡，根据多个调查估算，未来几年将有四到五千万上世纪80年代生人找不到老婆，这是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当然不只是男女比例失调，民工荒、人口老龄化，独子的社会风险等等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也正是鉴于此，素来捍卫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学者胡鞍钢以及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学者田雪原去年都公开撰文，呼吁调整目前以“一胎化”为特征的人口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也就是俗称的“放开二胎”。

我是赞成放开“二胎”的。撇开生育选择事关基本人权不说，也不讲由独生子女组成的社会存在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国防风险、责任风险等，单从经济而论，放开“二胎”比目前的“一胎”化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和健康发展。

我们常说，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整个前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人口红利主要得益于实行计划生育前及计划生育初期较高的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如前所述，虽然在实行计划生育的30多年中，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这为中国的减贫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若没有这个持续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中国经济要想这么高增长，是不可能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就完成了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持续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这一水平不仅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2.1的时代更替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跟着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经济发展的人口优势不再。这几年发生的民工荒就是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一个征兆。据一些专家估算，我国最早在2015年前后，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而假如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红利则至少还可延长4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为改变了人口红利的周期。

人口红利的消失，会产生什么后果？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建立在劳动力结构年轻化基础上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具体来说，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少儿人口的大量减少，削减了内需；二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三是在中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过快进入老龄社会，从而为本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风险；四是人口素质的逆淘汰，延缓了产业结构升级。

可以说，中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弊大于利，越晚调整，恐怕风险越大。因为人口问题不像经济问题，错过了容易调整。从人的出生到成长，即人口自身的再生产，有一个时间周期。不能等到各种问题相继爆发，再临时抱佛脚，进行调整，那肯定来不及。所以，对人口问题，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提前规划布局。这里面还要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随着生活成本和工作压力的加大，即使放开“二胎”，一些人也不愿生育第二个孩子。城市丁克家庭的出现，以及国家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进行多年的二胎试验，都说明了此点。

国家已意识到现行人口政策蕴含的各种风险。但一来鉴于这一问题牵涉面广，且与人们的利益切实相关，即所谓的敏感性；二来也是因为考察地方政府政绩还是GDP挂帅，一个地方人口越少，人均GDP越大，从而有利提升官员政绩；三，与部门利益有关，因此，在调整人口政策方面，我们一再犹疑，怕负责，不敢推进，拖过了许多机会。比如日前有学者传出五个地方在进行放开“二胎”的摸底试点，但一旦公开报道，这些地方全都纷纷否认，后暂停试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态度，非常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编者注：鸵鸟政策是经济管理学中的名词。鸵鸟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当它遇到危险时，就把头埋到沙子里，以为别人看不见自己了，殊不知，大大的屁股露在外面，更加引人注目。鸵鸟政策指的就是在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的管理政策不能及时随之变化，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30年前中央有关人口问题的“公开信”中有句话这样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是的，我们已经到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时间不等人，不能再耽误了，总不能让我们的儿子孙子们仅仅因为男女比例失调而打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