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

如何深化经济改革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当经济改革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来促进和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经济改革自1990年代初（确切地说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变成了主体改革。经济改革非常成功，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改革者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市场经济脱离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其工具性凸现出来。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就不会有思想的大解放。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更体现在法律上，中国修改宪法，为不同的产权（包括私有产权）提供法律保障。经济改革当然也表现在制度层面，经过1990年代的改革，中国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

本世纪初开始，在“和谐社会”的改革目标指导下，改革的主体转移到了社会改革，意在确立社会政策。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有其必然性。首先是要向社会还债。经济改革一方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也为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收入分配差异过高，劳动者工资过低，环保恶化等等。要解决或者控制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改革的范畴，而必须进入社会改革领域。再者，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需要进一步的动力。当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疑，消费社会必须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不过，在通过社会改革寻求下一波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尽管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完成。社会改革的目的不是阻碍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相反是为了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过，现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方面，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出现了倒退。

回归计划经济的话语开始出现

倒退首先表现在改革的话语上。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早已经解决。但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纷纷出现市场经济怀疑潮。一些人，尤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怀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并存，很多人把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归诸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解体了传统社会秩序，但没有能够产生新的社会秩序。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社会道德严重衰落。这些都是改革前毛泽东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也的确被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出现很多很大的声音，否定邓小平路线，呼吁回到毛泽东。各种变相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又出现在经济社会改革的话语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看，这并不难理解。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主导改革的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他们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或者说他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没有能够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结果，在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至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在中国则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有部门，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很难发生作用；但在社会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现在当社会政策成为主体性改革的时候，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于是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现出来。很多人开始用社会政策的思维套用到经济政策上，怀疑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

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矛盾

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而且有减低的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市场没有关联。朱基改革时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日后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下去。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然视国有企业为自己的“自留地”，政府可以随意向其属下的国有企业提取利益；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尽管很多国有企业想放弃行政级别，但政府不想放弃，因为政府想用这一政治方法来控制企业。另一方面，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企业，那么它们就要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搞垄断，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或者权力市场。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市场是今天国企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国有化”现象。尽管有关方面不承认，但事实上在快速发生。最近的报道说，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是明显的例子。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朱基总理设计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 。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有两个特殊的现象引人注目。一是央企化，就是地方政府都拼命想和央企发生关系。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些不可理解。民企和国企发生关系，和国企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说穿了中国还是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罢了。道理很简单，尽管民企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宪法和法律仅停留在纸面上。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前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一旦权力要处置民企，民企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并非西方的公共部门。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掌管国企的个人。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变相的“私有化”，或者内部“私有化”，国企的掌权者或者国企的代理人实际上主导着国企的一切，并且不受任何有效的监管。

如果说，在1990年代国企和民企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各自创造着财富，那么现在的情形更多的体现为两者之间在抢夺财富，看谁抢得多。毫无疑问，面临强大的国企，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不安全”是民企的普遍感觉。这促使一部分民企开始寻找和国企联盟以得到保护，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被迫离开中国。民企的出走构成了新移民潮的主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有待深化。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社会改革不能替代经济体制改革。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不但难以前行，而且会不断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