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明胜：暴富时代下的群体症候与隐忧」正文
畸形暴富背后，什么丢失了
中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积聚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能创造的财富，这种财富递增的速度让世人为之震惊。然而，从企业到政府、从学者到官员、从草根到明星，国人物欲催生下的数字奇迹与财富狂欢带给我们的却是种种意想不到的群体病症和隐忧。
企业暴富，假冒伪劣产品多了，资源性开发更无节制了，环境污染愈发厉害了，资本市场更加混乱了。一个三聚氰氨，中国整个乳业差点全军覆没;整顿小煤窑，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一夜间“死掉”大半;规范资本市场化运作机制，一大批上市公司纷纷倒掉;推行节能环保，又一批企业被淘汰出局;3.15打假晚会，不计其数的假冒伪劣产品被公之于众。企业是富了，但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叫得响的国际知名品牌又在哪里?
政府暴富，GDP指标更加看重了，土地开发动作更大了，招商引资更加突出了，贪污腐败的案件也日益增多了。一切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规划重点;土地财政的驱使，拆迁改造不断，“地王”推陈出新，一个胜出一个;招商的门类繁多，公款接待、公费考察、公务用车的“三公”性公共支出越来越大;豪华的县政府大楼越盖越多，堪比“白宫”的乡镇奢华建筑群随处可见。政府是富了，政绩工程花样更多了，可作为政府精神的正义与公平却日渐迷失了。
学者暴富，论文产出越来越多了，出书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花样繁多的课题越来越多了，抄袭剽窃的教授也比比皆是了。专业代写、代发论文的机构随处可见，以导师为第一作者发文的现象见怪不怪;几个月就能编撰出一套丛书，出书的人多了，学术的价值越来越少了;一个课题没完，又接着申报新课题了，一年多半的时间都是在写申请书、论证书、跑项目;“抄袭门”“剽窃门”门门相扣，原创的学术作品少之甚少。学者是富了，但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推进社会不断进步的神圣职责却丢失了。
官员暴富，豪华别墅群越来越多了，开的小车越来越高档了，抽的香烟更加高级了，带的手表更显名贵了，涉案金额越来越高了。被网友曝光的“史上最牛官员别墅群”、“公务员别墅群”一个接一个，自批自建别墅群的现象不断;公务用车年年都在改革，但有些官员的小车级别反而更高了;抽“九五之尊”等名贵香烟的官员随处可见;带知名品牌手表动辄几千上万的越来越多;贪污腐化、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花样层出不穷，涉案金额不断攀升。一些官员是富了，但作为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又在哪里?
草根暴富，不务正业、买彩票的人越来越多了，渴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功利性想法多了，占法律空子、打擦边球的人多了。彩民们围着彩票点转，渴望一出手就能芝麻开门，中个头奖;网络幕后专业推手多了，个人炒作的噱头要多离奇就多离奇，只要能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为了金钱，铤而走险的人多了，制假、造假、贩假成风，社会诚信彻底迷失。草根是富了，但作为人性最为本质的价值追求、最为本性的生活呈现又在哪里?
明星暴富，商业化路线更加清晰了，“问题代言”越来越多了，拍的影视作品越发庸俗了，个人修养和觉悟更加低下了。星腕们越来越大牌，公益性的节目漫天开口要价，狮子大开口;昧着良心代言，问题奶粉、假冒伪劣的药品、洗发水等堂而皇之地公开代言，只要给出场费，啥都敢代;经典的传统作品一次次被糟践翻拍，只要有噱头，有收视率，要怎么低俗就怎么低俗;忙于走穴、代言、搞演唱会、出专辑，个人的修养和文化水平每况愈下。明星是富了，娱乐精神也更加疯狂了，但作为公众社会形象却荡然无存了。
财富面前的精神迷失
渴求财富本身并没有错，我们搞改革、调结构、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让国人脱贫致富。然而，当我们真的富裕了，却在财富面前彻底迷失了。财富就像一个神秘的无底洞，牢牢地把我们吸附着，让我们一次次心生物欲，去创造所谓的财富神话，而内心中的价值观、生命信仰、精神财富却日益干瘪，日渐被吞噬。
随着经济效益的驱动、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以及利益关系的变动，刺激和引爆的是国人强烈的财富欲望。与此同时，拜金主义、贪污腐化等极端的功利欲也日渐瓦解了国民传统的道德信仰体系，导致国民道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沦、消逝。这样，企业不讲诚信、见利忘义;官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学者剽窃成风、人文精神丧失殆尽;医生不再救死扶伤、医德医风滑坡。在今天的财富面前，传统的道德、良知、正义、责任变得如此不堪一击，金钱、财富却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随着义利关系的失衡，功利和浮躁甚嚣尘上，在当今时代下得到了最为全面的释放和呈现。
暴富时代下，我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很郁闷”。那么，为何会郁闷不高兴呢?相对于几十年前，我们今天的时代物质丰裕、资讯发达、交通便捷，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和快乐才对。相反，快乐在这个时代却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国家的崛起，应首先是心灵的崛起
其实，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数千年前的《沉思录》中就早已劝诫：“你看到一个人只要把握多么少的东西就能过一种宁静的生活，就会像神的存在一样。”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浮躁不安的社会，如果观念清明、分配合理，即便没有很多的财富，其社会成员也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姚国华教授曾在一篇《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的文章中提到现代日本民族灵魂人物福泽谕吉的一段话：“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明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
改革30多年来，我们似乎走入了一种精神误区，以为外资进来了、先进的技术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学会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就能不断壮大起来，相反，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却被淡忘了。德国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每一次文化上的飞跃都会燃起新的火焰来，都会出现一种文化复兴的状态。而对于今天大变革时代下的中国，要实现民族的真正复兴，就必须找寻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并与时代有机结合起来，融合贯通，形成民族国家特有的信仰体系和精神价值理念，这才是民族崛起的关键。
毋庸讳言，国家的崛起，应首先是心灵的崛起，而心灵的崛起和强大，则需要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在今天的暴富时代，我们应该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吸取养分，学会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净化、对正义的诉求，我们应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理性的回归，让内心真正变得强大，让心灵真正的崛起。即便当物质极其丰盛，我们也应理性的审视自己的灵魂，要在内心深处给最初的理想、道德、信仰永远备留空间，学会在财富面前修己克己，让物质财富成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从而不断造就辉煌的现代文明。
当前看来，暴富时代，我们更需“仰望星空”，我们应怀载理想，坚定信念，让财富面前的沉思和星空下的仰望成为中国真正崛起的动力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