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其主要推动和贡献因素是什么？近几年，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像张五常这样的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都曾一再表露这样一种看法：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一个主要原因。

从表面上看，这一见解好像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均把GDP增速作为考核官员行政绩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如果说不是惟一指标的话。在这种所谓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在招商引资，都在大搞开发区，都在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项目和“发展市场经济”，甚至都在搞“解放思想”，都在竞相推出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中国的各级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各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

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一个初级阶段上，这种地方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竞争，无疑是这些年中国各地经济粗放型和外延型扩张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正是由于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是如此鲜明，乃至成为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运作的一个“特征化事实”，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坚定信奉者，也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是中国经济这些年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且多次讲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能是古今中外最好的。张五常先生的这些判断，恰与近几年在国外和国内逐渐流行起来的“中国模式论”的一些看法不谋而合。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发展主义政府”的地方竞争？如果真是如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这里先不做直接的回答，我们不妨迂回地先问这样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官员难道就不想发展经济吗？难道就没有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和竞相争抢有限资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吗？我们会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官员的提拔和升迁主要也是看其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绩，各级各地政府也存在发展经济和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激烈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机制还曾相当激烈和畸形。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亩产十几万斤地“放卫星”，就是这种激烈地方政府竞争所“逼”出来的结果。由此看来，难道那时候的各级各地政府就不是“发展主义的政府”？但结果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发展主义政府没有“竞争”出经济奇迹呢？话说回来，难道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等当时都不想自己国家的经济有百分之十几的年增长率？那为什么在20世纪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实验中一个都没成功？计划经济的长期经济绩效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如此差？再往长一点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包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个王朝的皇帝和将相都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和帝国有快速经济增长？但为什么只有在19世纪后的西方各国和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才有快速的经济起飞？

现在看来，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的逻辑”没有展开，市场经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捆绑着，尽管各国领导人或革命领袖均有着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各级各地发展主义政府之间也有着激烈的“地方竞争”，但推动市场经济自发快速成长的发动机还是启动不了，结果不但没有竞争出“超英赶美”的真正“大跃进”，反而导致国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也会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到19世纪才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近30年的经济奇迹，均是因为在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引入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un-intendedresult），而实非因为中国独有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地方政府竞争。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正面作用和效果。如果说现在政府的运作方式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地方政府竞争”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级各地政府官员还不怎么懂得去“运用市场”，还不可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进行竞争。然而，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各级各地政府不仅用市场的手段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招商引资，也用市场的手段进行内部职位提升和调迁，用市场的手段从上级政府那里求得资源的分配，甚至用市场的手段进行行政和社会控制（如“维稳”和阻止民众上访）。

现在，自上到下，自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级各地乃至整个政府科层的各级官员的行为几乎全部市场化了。这种政府官员行为的市场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过度的市场化”，在实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一种实际上“反市场化”的“市场化操作”。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既给“市场经济”这个被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松了绑，也同时也给它套上了一个目前似乎无法解脱的“紧箍咒”。政府统御市场、各级各地政府几乎无任何权力约束的参与市场，已经导致政府成了当今市场运行中的一个最大“player”。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既为各级各地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政绩工程”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各级各地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由此而论，各级政府官员的层层寻租，既为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也是当今中国种种社会问题不断发生且不断积累的最终制度根源。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攀高，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份额不断增大，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萎缩，政府官员大面积地腐败而屡治不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加，一些大型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难道不是这种政府统御市场和各级政府官员层层寻租的结果？

这种政府靠统御市场而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有效率的，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为是吃政府引入市场经济之“红利”的一个结果。但是，等这种引入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红利给吃尽了，我们现行的体制还能支撑未来中国30年乃至更长久的经济增长吗？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越来越值得怀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0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研究所召开的关于“生产的结构”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导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

根据上述判断，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政府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现有的增长方式就不可能转变，中国经济能否再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就甚为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