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对话易纲

"对话易纲"前记

1995年3月，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春假期间回国，在林毅夫家的一个晚宴上，第一次见到易纲。那年，他37岁，年前刚放弃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终身教职回国，和毅夫一起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那时见到的他就和现在一样，甚至面容亦无太大改变，他诚恳而坦率，谦虚而沉稳，更像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中国学者。比起具有传奇色彩的毅夫，易纲的经历看去也并不很曲折。不过，以我当时有限的识见就能明白，“易纲不易”。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人在美国好学校读书，能拿到经济学博士，继而进入大学终身教职序列，再拿到终身教职，是非常艰难也令人称羡的成功。就是这个易纲，他拿到了又放弃了，回国再开始，何等的决断和志向。以他的从容平和，看似平常，其中必有一番不与人道的人生波澜，波尽而平罢了。

此后，易纲离开教职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先当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后来到货币政策司当司长，最后逐步升至行长助理，再当副行长，去年7月以副行长身份，同时担任了外汇管理局局长。15年来，我们常有交谈，我也常读他的文章，听他的演讲，看到易纲在走一条原来可能并没有设想过的道路，但也感觉，央行官员、后来是央行高官的易纲，还是那个易纲教授。

今年7月，在北京金融街人民银行办公楼9层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围着一个长条桌交谈。人稍多，桌子有点挤，谈话主角易纲自己居然就坐在桌子的一角。

这位52岁的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如今应当是世界金融界瞩目的人物了。不过，他还是平静、平和、平常，学者易纲。

汇改：最终目标与时间表

胡舒立：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继续推进汇改？如何评价迄今为止汇改取得的成果？

易纲：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最好选择。

对汇率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从1994年就开始启动了。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随后，整个外汇市场就建立起来了。从1994年到1996年，人民币是双向浮动的，升值了约5%，美元兑人民币从大约8.71元，到了8.28元。后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泰铢和韩元大幅贬值。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从1997年一直到2005年，8.28元基本没有动。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了这个理念，相反，我们坚持这个理念，依然认为这样一种有管理的浮动货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汇率机制，但是，这里面存在惯性、或说“路径依赖”。实事求是地说，这件事情还是比较艰难的。结果，到了2005年7月21日，汇改重新启动，这就有了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的浮动。

这期间，人民币实际上是双向浮动的，而且跟一篮子货币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2008年，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开始是“次贷危机”，尔后贝尔斯登破产，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更把金融危机推向高潮。从那以后，人民币基本维持在6.83元上下窄幅波动的水平。一直到今年6月19日，我们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机制。只不过因为危机或其他因素，才有了这么多插曲。但是，这个方向是中国最好的选择，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坚持。

胡舒立：你可否描述一下,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易纲：我们的最终目标，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经决定了。

胡舒立：那么，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之间应该是种什么关系？是说它自由浮动以后才能够自由兑换，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也可自由兑换？

易纲：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理论色彩的问题。通常，可兑换的货币，其汇率是自由浮动的。

在历史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后，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主要货币再跟美元挂钩，这实质上是一个固定汇率体系。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解体以后，主要国际货币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体系解体。从理论上说，可兑换货币应当是浮动汇率的货币。浮动汇率这一机制，本身就是可兑换货币的稳定器，正因为它浮动，才能保证它的“可兑换”。如果要永远坚持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兑黄金的承诺实际上实现不了。而如果它是浮动的，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可兑换。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它是一种特殊的安排，放弃了货币政策。一个规模小并且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才能实施这种制度。但这些经济体应该视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可兑换货币，其汇率机制应当是灵活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它最终应当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它不能够坚持的是什么呢？就是固定汇率。美国、欧元区就是这样。美元和欧元波动较大，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胡舒立：那人民币可兑换目标多长时间达到？有没有时间表？

易纲：在我国，可兑换还没有一个官方时间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过，一般的国家，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平均用时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中国是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是15年了，这已经长于国际上的平均值了。我们没有时间表，但是，参考国际上的做法，人们可以对此事有一个大致判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很大，发展又不平衡，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认识的统一上也更加困难。

胡舒立：对于货币升值，我们都知道外部压力比较明显，而中国经济自身对此也有需求。综合而言，人民币迄今不能浮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易纲：一种货币，其汇率浮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上，有两个渠道可使实际有效汇率发生变化。一个渠道就是名义汇率的调整。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价格上升：有升值压力，但可以不调名义汇率，通货膨胀也可以起到调整实际有效汇率的作用。

实际上，过去这十多年，这两个渠道中国都用了。我们既用了名义汇率的调整，同时，中国通过价格渠道做出的调整也很大。想想看，这些年房价涨了多少？

胡舒立：现在，经过几轮汇改，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不是已经减弱了？还需要继续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吗？

易纲：应当说压力已经减弱了很多，十年来，北京、上海的房价涨了多少？一般物价上涨了多少？这些涨价其实都是对不均衡的调整。如果十年前拿美元换成人民币并在中国买房，能赚多少？现在看来能赚的不多了。其他的资产也调得差不多了。这说明现在人民币汇率其实离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经近了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不具备汇率大幅波动的基础，有条件保持灵活的汇率机制，也可以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什么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决定了货币币值的总体趋势。在此趋势下，升值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升值多一点，通货膨胀就可以少一点。如果名义汇率不动，那通货膨胀就得多一点。有人说，老百姓不用进口产品，升值对他们没好处，这是不对的。比如，豆油，中国的大豆已经超过一半是进口的，千家万户都得吃豆制品，豆粕还可养猪，有多少人不吃猪肉？如果不升值，那大豆、豆油、豆粕的价格都得比现在贵20%以上。现在为什么这些产品国际价格虽然大涨，但在中国的价格没涨那么多？就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了，而大豆价格基本上是用美元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其实，原油和铁矿石跟千家万户也是相连的。升值首先抑制了输入型通货膨胀。

另外，中国有这么多公民出国旅游，送孩子留学，这些人都受益了。受益者应当说是“沉默的多数”。但是，受损者的声音强，主要是出口行业，他们认为日子过不下去了，肯定要失业了。

在2005年汇改以前，有关部门做过企业的换汇成本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11元，私人部门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07。换汇成本指的是只要汇率低于这个水平，这些企业就会亏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2005年汇改第一天，人民币汇率就跳到8.11 元了，那出口企业应该会出现大面积亏损。但是，汇改以来，中国在2005-2008年期间出口每年是以超过20%的幅度在增长。就是说，汇率调整并没有影响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中国产品的增加值，在这一期间都发生了。

所以，我们得动态地看这个问题。政府也从政策上千方百计地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比如，提供对冲工具、远期结汇、远期售汇等工具，帮助进出口企业来对冲风险。

胡舒立：说到底，“升值有害”，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广泛的。这种看法很偏颇。

易纲：还有一个论点，就是升值等于外汇储备亏损。在2007年升值比较快的时候，就有观察家说，外汇储备一个季度就亏一艘航空母舰。现在，我们有2.4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16万亿多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这些外汇储备用人民币来标值就少了，他说这个就等于亏了。其实，这个账算得是不对的。因为首先，我们没有亏，什么时候才亏呢？只有把外汇从美元换成人民币的时候才会亏，但我们并没有换，所以称不上亏。这种算法完全是账面转换。

如果非要进行这种账面计算，就要同时计算中国的人民币资产如果以美元计算“赚”了多少。让我们只算其中一部分。中国金融和房地产资产加起来，有大约两百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外汇储备的10倍)。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资产用美元来标价，相当于赚出至少十艘航空母舰。当然，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胡舒立：是呀，计算升值得失，关键是用什么币值。光算美元亏了，但这没有算人民币的资产，而且，中国人的存款也可以升值。

易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要全面地看。总之，亏和赚事实上都没发生，只是用不同的报告货币产生的一个视角的错觉。当然，美国的通胀会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下降，可以认为是损失。但多年以来，外汇储备的收益率是高于美国的通胀率的。

胡舒立：如果汇率不正常，也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压力吧？

易纲：如果名义汇率扭曲，它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汇率是一种价格，其扭曲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我们通常说要扩大内需。假如汇率不对，外需赚钱很容易，企业就不会往内需使劲。汇率扭曲也不利于扩大消费，不利于扩大服务业。

胡舒立：面对通货膨胀压力，有人主张升息。我想请教，利率杠杆和汇率杠杆能互相替代吗？

易纲：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一种货币相对其他货币的比价；利率和汇率互相替代的作用十分有限。它们有一个离均衡点有多远的问题。这可以引起无穷的争论，因为谁也不知道均衡点究竟在哪里。从理论上来说，供求关系决定均衡点。最好的情形，就是汇率很接近均衡点，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点。

如果加息，那这种货币就会走强，近来，许多货币都加息了，但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没有加息。理想状态是汇率和利率各司其职，因为它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胡舒立：长期使用固定汇率，造成了一定的扭曲，现在变成浮动，此时，除了观念上的问题，最大的威胁还是投机攻击吧？

易纲：是。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地释放这些风险。随着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投机汇率就会变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没什么赚头。

胡舒立：外汇改革走走停停，是不是在节奏把握上，还是稍微有点慢了？

易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转轨。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不市场化了，那个改革滞后了，但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维持了高增长，而且自1994年那轮通货膨胀以后，没有出现过太高的通货膨胀。

综合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接近最优的。我们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认为，汇改稍微慢了一些，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反思。但是，应该说，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

胡舒立：那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恢复汇率的弹性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段风险比较小，还是认为外部压力变得更大呢？

易纲：中国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基于国内的考虑，自主做出了决定。我刚才说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汇率稳定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