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平衡中国的高储蓄率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家储蓄率，2008年达到GDP的52％（这是能得到的最新的统计数据）。其高储蓄率被认为是造成今天全球失衡的原因――根据传统理论，那些储蓄过多出口过多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贸易盈余以及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

但事情并不总是如此。例如，如果我存了100美元，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工厂的固定资产投资了100美元，那么“在国内来看是收支平衡的”，并没有出口盈余。

这个例子表现了中国最近的经济情况。从2009年末到2010年初，如果中国的贸易盈余没有与前几年相比大幅收缩的话，其储蓄率很可能保持在GDP的50％。事实上，中国在此期间的某个时间出现了贸易赤字，因为在固定资产上的高投资率（归因于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政府刺激政策）刺激了国内对商品的需求，正如高消费支出下会出现的结果一样。

只有当一个公司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额比其储蓄额少时候，“盈余储蓄”才会在贸易平衡中显现。同样的逻辑可以运用到美国的经济上去，只不过是倒过来而已：即使美国想要大量消费不储蓄，如果它没进行大量投资的话，它可能不会堆积贸易赤字。只有当它在大量投资的同时没有抑制消费，才会出现贸易赤字。

当然，储蓄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有更多储蓄的话，他们可能不会创造这种引起金融危机的全球失衡或者随后出现的全球政府债务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储蓄尤为一件好事。贫穷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低储蓄率的条件下积累投资资本，同时避免造成过多的外债。

甚至对一个有着3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仍旧是一个问题。通过在实体资产和研发项目进行相对高的投资，刺激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更快的城市化进程，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储蓄去投资，这是很关键的。

在任何有意义的国际对比中，中国人均有形资本仍旧比发达国家低8－10倍，如美国和日本。如果没有相对高的储蓄率，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永远也追不上发达国家。

如果由于经济结构因素，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高储蓄率（尽管努力增加当前消费），最好的策略不是通过短期的“外部休克”来减少储蓄，如汇率大幅升值，这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使得出口工业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应该把储蓄更多更有效地投入国内投资中，避免大量的外部失衡。

例如，中国应该使用其现行的高储蓄率，来建设其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此来为将来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当前的消费缓慢上升，储蓄率可能仍旧会居高不下，而更高的进口资本物品可能会遏制贸易平衡。

此外，对公共基础设施及城市设施的投资将不会创造工业“产能过剩”；事实上，这会提供家庭和企业将在未来几年内使用的长期的公共耐用品。如果中国继续朝这方向发展，其外部盈余将进一步减少，其他条件则会平衡。

当然，一个国家必须处理“过高的”储蓄率，即便它不一定就是导致对外失衡的主要原因。这确实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占GDP50％的储蓄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过高的，家庭消费占GDP的35％也是过低的。

但这只能通过旨在带来结构性转变的国内政策来解决，而不是依靠外部政策，货币升值不仅会有损出口，而且会导致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从而还可能会削弱进口。

中国必须认识到高储蓄率将不能在长期内提供稳定的经济增长。高国内投资率在目前可能会防止“盈余储蓄”对外部平衡创造太大的压力，但是从中国贸易的趋势来看，如经济增长没有伴随着内需的增长，那么这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高投资率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在中期内增加资本货物的价格，并最终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如果要实现内部和外部平衡，调低储蓄率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所谓的“出口导向性增长政策”本身可能并没有错，因为普遍来看，国际贸易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但是如果出口继续增长，而消费引导的进口没有增长的话，贸易失衡会出现，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会增加。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来减少其贸易盈余，如降低进口关税，撤销部分出口产品的退税，以及逐步的汇率升值。但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更大力地促进内需，降低储蓄率。

（作者为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中国国家经济研究所主任，中国改革基金会秘书长。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