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房价劫持了中国的未来

上海的世博正在轰轰烈烈举行，但是“逃离北上广”正暗潮汹涌。高房价使年轻一代无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立足，纷纷作逃离的打算。不少人对这一趋势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大城市目前已经不堪重压，年轻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学毕业与其在“北上广”当“蚁族”，不如退居二线城市发展。这也是市场对人力资源的健康调节。

市场调节真这么灵验吗？笔者一贯认为，市场上的高房价会降低城市人口素质、伤害中国的竞争力。“逃离北上广”的潮流显示出：中国的未来已经被房价所劫持。

首先，我们不妨先看看“北上广”的性质。

“北上广”被称为“一线城市”。所谓“一线城市”，是指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其经济也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广”外，深圳、天津、重庆等大都市也可勉强算入“一线”之列。

这些“一线城市”，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神经指挥系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基于两大动力：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是从“自力更生”式的封闭社会，走向与西方所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整合。中国在这一时期是外资、发达国家的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贸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引擎。这种“外来影响”遍布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哪怕中小城镇的经济也瞄准着国际市场。但是，内地和沿海中小城市的经济，离开了“一线城市”的服务则很难运作。

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在1980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资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

城市高房价剔除社会创造力

这从“北上广”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活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北上广”居民从内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比尔・盖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广”，和这些乡下人的物理距离也许就在咫尺之间。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常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城市，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要高得多。没有“北上广”的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在一个昨天还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开、今天就要生产iPhone、明天就要为世界创造绿色能源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20、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建Facebook时还不足20。在硅谷年过40就“老了”。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的能力。中国则属于崛起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想想看，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时候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获得了巨大财富之际。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上广”，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

西方素来有“旧财富”（Old Money）与“新财富”（New Money）之分。所谓“旧财富”，是指继承财富，许多有闲阶层可以靠着这笔财富而不必工作，在家养尊处优。“新财富”则往往是自己创造的财富。创造者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并且一直拼命工作。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旧财富”与“新财富”拥有者甚至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波士顿的肯山（Beacon Hill）等，都是这些“旧财富”拥有者的聚居地。而硅谷、曼哈顿下城区等，则为“新财富”所主宰。这种“新财富”一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来不会被“旧财富”所边缘化。美国社会崇拜的，还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有钱的绅士淑女对餐馆里端盘子的年轻人十分尊重。中国刚刚经济起飞，就要用房价作为“一线城市”的准入门槛，使那些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一代不得其门而入。如此一来，“北上广”就会迅速沦落为“旧财富”的城市，使之从中国经济的引擎蜕化为寄生阶层的堡垒。“逃离北上广”所说明的，是社会流动的停滞、中国正在迅速地化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