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胡雪岩热”。《胡雪岩》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减。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岩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岩热”的一个原因。高阳先生如果在天有灵，他可能不会想到，他多年前在台湾出版的这本书，今日在大陆会有如此高的热度。

胡雪岩：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

胡雪岩是晚清的一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是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已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成为巨富。作为一名商人，胡雪岩是很有经营才干的。但在那个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借助官场势力。胡雪岩利用官场腐败，以精心的算计和灵活巧妙的手段，收买高官，层层投靠。同时借官场势力，叱咤商场，通达买办。商借官势大量聚敛财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权苟延残喘。胡雪岩则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一时灯火楼台，很快灰飞烟灭。

胡雪岩的兴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是借助官员手中的权力发财的；第二，胡雪岩和官员之间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并且和有些官员结成生死联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虽然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但从社会变革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权力靠山以后破败的。

胡雪岩的个人素质和人品应该说是不错的。他的商业活动本来可以为发展我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他在官僚机器的缝隙里生存，在腐朽的封建土壤中发展。他只能随着封建势力的衰败而衰败。在官僚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中，他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度日。历史注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在内外交困中，他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胡雪岩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是金钱和权力的私生子。商品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经济。胡雪岩这样的怪胎不可能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财富集中过程为当代“红顶商人”提供了机会

能量过度分散就没有力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能量在宇宙均匀分布，即整个宇宙处处温度相等，那就是宇宙的死亡。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阳光温暖。这是一个熵值最大的状态。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所描述的“热死”（也有译作“热寂”）状态。

财富是一种社会能量。如果财富在整个社会平均分布，即吉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如果所有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吉尼系数就等于1，如果财富平均分布，则吉尼系数等于0）等于0，那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没有摩天大厦，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科学研究，因为这些都需要巨额的财富才能完成。财富绝对平均也失去了激励，因而也失去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是说，如果财富绝对平均，一切社会事业、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停止，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熄灭，就意味着社会的死亡。

所以，“均贫富”不仅行不通，也是极为有害的。财富还是要集中的。问题在于，第一，财富集中的程度什么样才合适？第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第三，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手段集中？

财富集中到什么程度合适？从经营上要适合经济规模。从竞争上不能造成垄断。从交易上，交易成本最低。更重要的是，不能影响社会上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些集中的“度”，可以用经济和社会标准判别。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

财富应当由谁来集中呢？国家应当集中一批财富，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用于救助贫困，用于补救市场失效。“公共产品”是指维护社会安全的军队、警察；用于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设施；用于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等。这些都不以盈利为目的。那些为使财富增值的经营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也需要把财富集中起来。这就不一定集中在国家手里了。民间经营比国家经营的效率更高。苏联、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英国工党执政时的实践已经证明，由国家来从事经营性活动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早期资本主义的实践也证明，由个人支配巨额财富不仅是失败的，也是有害的。不集中在国家手里，又不集中在私人手里，到底集中在哪里？这里有两个原则，一是这种集中经营能保证财富增值最快， 即效率高；二 是能代表公众利益，保证公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共同探索，既否定了国家过度集中财富，也否定了私人集中财富，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集中方式。这就是社会化方式。股份制企业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现代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形式。这两种社会化的形式互相融合，互相依存。

这就是说，在早期资本主义集中财富是通过巨额财产的私人占有来实现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是用行政力量即国家来实现财富集中的。在现代社会，财富集中是通过社会化的手段实现的。在现代，财富的使用权集中了，但财富所有权却分散了。银行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储户，股份制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股民。但对财富进行运营的，还是那些善于使财富增值的专家们。这就可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兼有。

中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一个会么样的财产分布结构呢？从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来看，主要财富在民间，但政府还要集中相当的财力，做好政府必须做好的事。在民间，应当造就广泛的中等富裕家庭，从数量上来看，这样的家庭应占家庭总数的50－60％。在中等富裕家庭的两头，收入差别不能过分悬殊。

财富用什么样的方式集中？主要是经济的方式。谁的经营效率高，谁能使财富增值得快，财富就向哪里集中。但还要辅以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手段。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财富集中要伴随着财富的大量流动。财富集中有两种前途：一是社会化，一是私有化。社会化相对国有化而言，高度集中在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向社会高度分散，而经营权相对集中。私有化是对公有化而言，它是指个人（或家族）占有并支配财富。现在有些理论家把非国有化笼统称为私有化，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非国有化中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化。财富也可能集中到个人（或家族）手中。向哪些个人集中？这就看谁占有集中财富的优势。在原有权力体系内的人就比体系外的人更有优势；社会地位高的人就比社会地位低的人更有优势；在国家财富向非国家主体转移时，当时谁实际掌握这部分国有财产，谁就有优势。说得通俗一点，“大锅饭”的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更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私有化的得利者，不少是那些高喊反对“私有化”的人，他们喊反对“私有化”，实际是反对“社会化”。这些“掌勺者”高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他担心流到多数人口袋里，从而失去“掌勺”的特权。这就是说，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财富就会依照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集中，这就是真正的私有化。

财富按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个人集中，就出现了现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正在进行真正的私有化

现在出现“胡雪岩热”，说明当今中国还有产生这样怪胎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出现了一些依靠权力发财的“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真正私有化的产物，是利用现有权力体系对财富重新分配的产物。 它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利用现有的权力体系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一种资金两种利率、一种外币两种汇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汇率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

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并在进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凡是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一般就有权钱交易。

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

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进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一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一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抬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约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一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一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

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一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一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

这种演变结果果然出现一批私人巨富。他们在政治上手眼通天；在交际上挥金如土；在社会上得心应手。他们是“当代英雄”，是“天之骄子”。

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

当代“红顶商人” 阻碍中国改革

现代“红项商人”集中财富的手段带有封建色彩，和现代社会不相容。他们借助权力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他们借助权力开展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竞争，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现代“红顶商人”是当今腐败潮流的主体。他们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严重污染着社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对市场经济有抵触情绪的人，把“红顶商人”的腐败活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市场经济。“红顶商人”玷污改革，玷污市场经济。

现代“红顶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还有6500万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当中，他们显得十分剌目。他们是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现代“红顶商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寻租”。什么叫“寻租”？概而言之，寻租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寻租理论认为，“租金”（这里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干预、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