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权力寻租或是最大不稳定因素

5月5日《新京报》报道，因一起村里的土地纠纷，河北灵寿县6农民被抓，虽身体不符合羁押条件，依然被收押。最终，5人交了保证金后取保候审，涉及的事情无下文，未取保候审的村民宋书春后被判刑。随后，灵寿县公安局原法制科科长张文慧实名举报公安局拘留证造假，此6人的拘留证无原始存根。她称，局里曾要她制作两本拘留证台账，一本用来应对检查，一本则不入存根。公安系统人士进一步指出，拘留证造假背后，是一条黑色利益链: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继而罚没，而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首先要向张文慧女士致敬。正是来自她从内部的反戈一击，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次刑拘背后的那些艰深与隐秘。至于说到“潜规则”，我们也自然而然地想到它的原创者吴思先生的那段话:“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但是从何时起，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也成为了这样的一个“集团”，开始将公共权力这种社会重器，用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

两本台账，一条黑色的利益链，一种在权力机关内部其实早已不再潜行的“潜规则”。我们都曾经以为，我们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或现行的监管体系，来修正或改善警察权力运行中偶然出现的那些细微偏差，来使其向善，但是现在，我们却将怎样面对一个俨然已经公司化运作的权力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灵寿县的做法竟然还披着一张“维稳”的外衣。灵寿县公安局长张庆华称，宋书春等6人的案件办理的确有瑕疵，但已经将拘留证存根补上了。他表示，村民纠纷有向群体性事件发展的苗头，尽管可能确实够不上刑拘条件，但不刑拘的话，可能会发生更大骚乱，“维持地方稳定，必须那么做”。

原来在公安局长看来，只要是为了维稳，身为法治单位的公安机关就可以践踏法律。然而问题在于，那些被刑拘的村民为何交了保证金后就能取保候审？作为一种证词，石家庄市下辖县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透露，一些公安局对嫌疑人的刑拘已不是为了案件顺利进行，实际上，取保候审的保证金是一块“唐僧肉”。

怎么看，灵寿县公安局所声称的“维稳”都很难说收到了相应效果，反倒是制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报道指出，因为认为自己遭遇了冤屈，今年春节过后，被刑拘的宋书春等人相约到市里上访。消息泄露了，镇干部闻讯赶来，堵在村口好几天，让他们放弃上访。出于“维稳”目的的抓捕与刑拘，却直接导致了新的上访人员出现，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南辕北辙，还是欲盖弥彰了。

或许，灵寿“两种台账”及其背后的利益规则，正是当前之所以出现“越维稳越不稳”的答案之一？当权力开始寻租，执法活动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利益驱动之时，难免出现像灵寿这样，以维稳之名、行罚款之实的做法。也许仅仅是正当执法活动中趁机敛财也就罢了，重要的是灵寿公安局已不惮以践踏法治以期获利。灵寿公安局下辖一派出所所长称，2008年底以前，县局每年还给派出所下达任务款指标。为完成任务，他们只能多报刑事拘留案件，通过罚没取保候审的保证金来解决。由此可见，权力寻租、执法不公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使得“越维稳越不稳”。

我不知道，像公安系统人士在报道中指出的“几乎每个公安局都有两本拘留台账”，是否有一种地域的限制，实际情形到底是怎样的。而我们还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够痛苦地承认: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否则，权力就难免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