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麟：稳定的人民币政策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

新华网讯，美国总统奥巴马二月三日发表讲话称必须处理汇率问题，要对中国采取较强硬措施，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甚至公开称美国需要对全球的外汇政策予以监控，以确保其他国家不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来谋取不公平的优势，并敦促应当“大大加强现有贸易规则的执行力度，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持续施加压力，以互惠的方式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廿五日，美国十五名参议员联名要求奥巴马政府针对人民币汇率采取行动，以维护美国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而如果不这样做将损害美国制造业。与此同时，自今年一月以来，美国相继裁定对中国产金属丝网托盘和电热毯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并对我国出口的铜版纸、服装等产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和对中国产钻管发起“双反”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ITC）二月十九日裁定，来自中国的油井钻杆在美国构成倾销，危及了美国制造商的利益，美国商务部（DOC）随后又于廿四日初步裁定中国对国内钢管生产商给予不公平补贴，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钢管征收约十二％关税的反补贴税率。而在此前美国商务部表示，由于中国大陆产的礼物盒以及包装丝带产品售价严重偏低，决定征收最高超过二百卅一％的反倾销税，而对于美国丝带的最大来源地台湾，则只征收四点五四％的税款。

事实上，中美冲突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震惊，如果能够理解这场冲突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人们就能够明白无疑地把它看作是事物的自然发展。在美国方面看来，在美国财政赤字严重和国内政治社会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任何对公众关注的扰乱战术（向贸易逆差、汇率等问题的转移）的试探都可能是取得更重大的战略性利益的机会，而中美贸易斗争则是两个大国之间一系列长期对抗与合作中的最近一场概念性战略高地的争夺。对美国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危机成功地转嫁给另一些仍旧具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并以某种方式取得的优势自然扼制或削弱对美国重大利益和安全防御构成威胁的国家，中美贸易冲突和汇率斗争的长远意义在于它暴露了美国对整个的中国经济成果的长期野心，同时也是美国经过仔细斟酌的外交手腕的重要一步。对此，我们就要有所分析，要看到这里面所产生的一种推动事物发生内在变化的因素，具体地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崛起（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控制力量造成了威胁，甚至可能对美国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对此，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威胁并非在于中国对美国“世界第一”地位的取代，而是一种对美国战略力量上的削弱，正如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在中国遭受失败时，一个倾向苏联的新中国政权成为了美国在实现远东地区战略目的的重大障碍，从而不得不最终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以换取何种程度的控制中国的这种影响一样。为此，对许多敏感问题的解决，美国就有理由把它们纳入合法的美国式国际体制中进行，要么通过国际舆论把反对的声音压制或掩盖下去，否则就将这些舆论进一步升级，使之最终成为一个毫无可辩的“行动”。

人们可能会想到廿世纪末的日本，关于日元升值和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争论，恰恰使得一个可能对美国地位造成威胁的国家最终沦丧为一个被掠夺和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确，尽管各国报刊上对遭受美国金融狙击的日本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做出了细致、生动和令人同情的叙述，甚至所写的报道在经济的认识方面具有重大的警世作用，但无论是剧烈的美日贸易摩擦、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广场协议》，还是日本最终失去的“黄金十年”，其本质上都是一个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美帝国主义对任何一个造成威胁的“可能”的毫不相容，而不管这样做在“学术性”的争论中是否行得通。对此，一些西方国家在中美汇率和贸易斗争中透露出的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和人民币汇率领域中的立场问题，以及那些个西方人士对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所作出的错误批评，我们是要做好准备工作的，使之阴谋的目的遭到最终的破产和失败。

第二，长期形成的传统政治格局的分裂，使得美国的帝国主义体制更面临着无可逃脱的窘境：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美国企图从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萧条的泥沼中解脱出来，但从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经济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以失掉政治上的稳定为代价，毫无节制的定量宽松政策和美元贬值需要以美国人民的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为代价。二是美国力量在国际地位的衰退，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将其国际金融体系主导力量的经济权紧紧同美国的政治力量捆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美国很容易谋取经济权利带来的好处，或“合法地”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那些受该权力“统治”的国家。比如一九九二年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成功地迫使了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将世界金融市场的统治地位让位于美元；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使那些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经济新兴国家陷入最深重、最漫长的衰退之中，从而不得不接受美国力量的“保护”。而当前，由索罗斯等顶尖对冲基金的金融巨鳄对欧元的狩猎和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推波助澜，使得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等欧元区成员国均遭重创，从而迫使这些国家退出欧元区，而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则可能陷入长达五十年的漫长衰退中，进而决定由十六个国家所使用的欧元是屹立还是倒下。

显然，自去年底，“对冲基金纷纷买入防范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出现债务违约的掉期产品，并开始建立看跌欧元的头寸”，而欧元作为全球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货币，对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极具威胁，这种影响力在定量宽松政策、美元进一步贬值以及全球货币体系重构和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国际舆论下尤其严重，对此，在美国方面看来，为什么不让这种看起来“糟糕的”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货币变得不再具有政治吸引力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统治”同“被统治”国家之间的利益是格格不入的，被掠夺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也是要站起来的，结果就是这些个国家难保不会手拉手向你美国讨账，到那个时候，我看美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同样还要看到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也是在发展的，比如日本人民欲挣脱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站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阵营之中，对此我们就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因为美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还有英国跟美国、法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在逐渐发展的，从而到相互反对、相互斗争和相互对立。

第三，从另一个意义深远的方面来看，贸易和汇率问题不仅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同帝国主义阵营体系的冲突，事实也确实如此。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政治意志扩张之中，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段极具影响的时期，但未来的真正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能够长期保持这种极大的影响力，甚至也不是美国在中东或非洲战略的成功和失败问题，而是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政治力量的衰亡，甚至从内部出现崩溃的问题。美国可能被从世界一极强国的高位上废黜，也可能不明不白地被这种无形的变化削弱，尽管美国政府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种政治力量的削弱。

国际局势的发展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觉醒和崛起是有利的，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和平，只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阵营和少数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渴望战争、不要和平，所以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他们没有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因此，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制止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延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就要使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崛起的力量加快，从而取得战略力量的均势，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并且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美帝国主义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饰自己内部的矛盾，这里面不但有他们国内的矛盾，还有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些个矛盾做文章，这也是我们对美外交关系的一件大事。

我们再来讲一讲中美关系，既然我们能够从这些个问题中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准备，我们的办法主要有这么四条：

（一）现在的形势要比人强一些，在形势的压迫下，美国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单边霸权和贸易保护主义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但我们目前也不要设想跟美国的贸易问题能够一下子就解决，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但要扯皮，还要讲方法、讲斗争。凡是对我们国家建设巩固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利的，我们要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它作斗争。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看，美国对我们的贸易施压是不是对我们就纯害无利的呢？我看不是，相反，他们闹，对我们也是有利的。这是由于国际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此消彼长格局的日趋发展，美国的政治资本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渐被削弱和剥夺，对此我们就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外，还要做好坏的可能性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发疯、不怀好心、总要捣鬼，甚至妄图发动世界大战，那么当前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冲突（甚至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对我们来说无异于一次很好的预备（即经济斗争的“大练兵”），以取得经验，这样主动权和道理就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是不是呢？如此看来，究竟谁怕谁多一点呢？

（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我们压迫的气焰很是盛，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去年我们布置的国际主权货币人民币区域化工作推进的较为顺利，中国-东盟自贸区于今年一月一日正式启动，在战略上极大地削弱了美元货币的力量。又见秘鲁总统于三月一日宣布同我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对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工作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如有可能，于今年六月迅速完成南美洲大部国家的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如此可使美国在非洲的战略扩张陷于被动。为此，要做好打政治仗和舆论仗的准备，要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稳定的人民币政策是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的，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另鉴之于美国拉其帝国主义阵营的盟国对我们进行共同贸易制裁（或抵制）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因此，关于我们的出入口贸易问题，如有可能，务请从欧美国家趋于转向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如此对我们双边贸易结算能够逐步替代（或边缘化）美元是很有好处的，否则将陷入政治上的被动。

（三）人民币汇率宜与美元指数维持一定比例，如此在现阶段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是适宜的。据我看，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跟美元相比较而言的，不承认美元同人民币的关系，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单干户”，这样的政策就是危险的政策，这样的思想就是只有香花没有毒草的谬误，因此单讲美元贬值而不讲人民币贬值，或是只讲人民币升值而不讲美元升值的议论是不行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一旦人民币汇率同美元保持一定的比例，美元升则人民币升，美元贬则人民币贬，那么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问题本身也就无从谈起了，正如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同步贬值实现了对美元外汇储备的计价保值一样。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要注意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差应保有不足以投机的利润空间和足够高的时间成本，也就是说，应当考虑到美元的借贷利率或隔夜拆借成本，同时“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保持人民币汇率上的主动权。应当理解，当这些热资从银行借贷出来进行投机的时候，利率和时间都在不断地提高这笔款额的成本，而当这些成本高的足以或近乎同利润空间相抵消时，谁又愿意做一桩亏本的买卖呢？而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钝化同美元波动中的不稳定因素。

（四）拟筹建金融市场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小组和建立一套迅速有效的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措施。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有任命、有建制，但仅对外公布一部分（仅对外公布正式成立该部门，人员名单要做好保密工作），比如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下由中国老兵和朝鲜人民混编的部队被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至一九四八年发展为朝鲜人民军。二是有任命、有建制，但先不对外公布，等时机成熟了再公布，这样做就有主动了。比如一九五○年八月，我东北边防军各部已集中和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一九五○年七月已任命肖劲光兼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后来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没有正式成立），至一九五○年十月八日方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的艰巨任务。具体部署可按实际情况酌定。

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善于打胜仗的人，先要做到不可被战胜，然后找寻战胜敌人的时机，所以说能够做到不可被战胜的在于自己，而能够取得胜利则在于对方。比如《六韬》中就有这么一个典故，周武王问太公说：我军跟敌军在临着国境对峙，敌可以来，我也可以往，双方的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发兵，碰到这样的形势应当如何呢？太公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军分为三个部分：指挥前军深挖战壕、高筑壁垒，完备防守的一切工作；命令后军广积粮食，使敌军不知我之意图；发兵精锐攻其不意，而敌军不明我军情况，自然不敢贸然反击。照此办法，我们的第二点也是很有利的，尽管在庞大杠杆的作用下，即便所购入头寸的价格只需变动五％就能给风险投机者带来一百％的投资回报，但外汇交易量的庞大基数增加了操纵或狙击汇率的风险，而政策的变化或政府在突发事件下的市场干预（比如为谨防市场投机过热，二○○七年五月卅日凌晨公布的印花税税率由○点一％调整为○点三％，以及针对权证沽权交易投机过热的连续临时停牌等等），则在极大程度上增加了风险投机成本。过去我们在九七香港金融危机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种政府权力措施的直接、迅捷和果断（香港直接动用政府权力大幅调高息利，隔夜拆息一度高达三百％，并动用外汇储备近一千二百亿港币（约一百五十亿美元）大规模托市，以抵抗对冲基金对港元和沽期指的双边操控，最终以索罗斯在狙击香港金融市场直接损失超过廿亿美元、间接损失约一百五十亿美元而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