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是什么卡住了中国的科研效率

过去30年麻省理工创造的商业价值相当于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体，这个体系的效率对中国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关于在过去30年，中国在科技上的投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科技研究，尤其最近十年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投资，科研投入力度已经甚为可观。现在中国每年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日本，2003年占国民生产比率1.3％，现在已经超过2％，基本达到了西方国家水平。

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科研研究主要表现为写书、发论文，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科学期刊上，为此国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一共搜集到了80多万篇由中国科学家发表的学术论文。从1978年到2008年，这些论文数量的增加非常惊人，像中国的经济一样，其速度确实和政府投资成正比。

但我们初步研究的结果却表明了另外一种结果：这种大规模的投资，看到的最终结果是数量的增加，质量的增加十分有限，甚至在某些领域的研究还落后于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科研效率。

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了。

很多我们看到的近年来的学术论文，结论都是前人知道的东西，在重复80年代的研究，你做过一次，我再做一次。一般来说，在做学术研究，你要把前人推翻才行，搞重复的研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浪费。

质量和数量到底哪个重要？大家一眼都能看出来。像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职称，论文重要吗？有的人写一万篇论文都拿不到这个职称，有人写一篇就能拿到，因为评定委员会的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非外行的行政体系管理者。

中国很相信科技兴国、自主创新，这都是近年来提出的口号。科技兴国到底定义在什么地方，不是靠重复做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一定要走在前沿才能兴国。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我们没有找到特别强的证据，来证明过去30年我们对科技大规模的投资是划算的、有效的。

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印度很有意思，他们的科研人员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远远不如中国，仅仅是中国的1/4或者1/5，但是最后创造出来的知识，能更有效地变成专利、变成产品，包括商品。

从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发现，在中国两者基本是脱节的。麻省理工学院一个教授最近刚刚完成一个报告，麻省理工的校友包括教授，在过去30年创造了3万多家公司，这些公司的销售额加起来，相当于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体。麻省理工对经济有效促进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值得中国借鉴、学习，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

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中国的大学校长是教育部任命的，系主任是校长任命的。管理者不懂科研，就只能根据简单的数量考核下属。在美国则完全不同，麻省理工评职称的时候，不是跑去问校长，校长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去找研究这个专业的同行做评估，这些人根本不在麻省理工学院里面，而是哈佛或者斯坦佛等其他大学的教授，而且都是匿名的。你可能发表1万篇文章，他可能只发表1篇，但他的影响比你大多了，最后职称是人家的。你想一个官员怎么能理解论文的价值呢？

在美国，大学教授的雇用完全是市场化的，两个老师是隔壁，其中一个的工资可能会是另一个的三四倍，但是大家都认这个，因为那位老师每年都会收到别的学校的聘书。一个老师论文再多，如果每篇都是垃圾，别的学校也不会来找你，但如果你只写了一篇，却非常有创意，别的学校的聘书很快就来了，校长不给提工资，你就可以走人，去为你提供更高工资的大学工作。

这是麻省理工能够创造那么强大的经济价值的大环境，如果我们对科研价值的评定体系不能改变，那我们在科研领域的投资结果注定多数将有去无回、事倍功半。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