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重新认识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它既不是传承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是除了金钱六亲不认的，包括不认权贵权势；也不是传承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精神的资本主义――那种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内忧外患中挣扎出来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中国千年皇权政治制度的变种。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敌。因此，区分当今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同，是十分必要的。

你知道项松茂和竺梅先么？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英雄――项松茂。项松茂是生产固本肥皂的五洲企业经理，他为了营救被日军抓捕的本企业11名义勇军职工，被日军枪杀。他被日军审讯时由日军保留下来的审讯记录，能使我们见识到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者的民族气节：“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究竟是谁激起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反怪我们！你们清楚地想一下，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不好好想些共存共荣的办法，倒用军队占领我国的土地，屠杀我们的民众！咳，看你们日本会有多少好结果！”他壮烈殉国后，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蒋介石题赠了“精神不死”四字。（资料来源：见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网站和宁波统战部网站）。

生产国产卷烟纸的先驱、创办了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的竺梅先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十天，花费几千元的广告费在《申报》刊登《告全国同胞书》，大声疾呼全国同胞齐心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竺梅先率先捐献出相当于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他还邀请医师和护士40多人，先后救护伤员达4000人，而伤兵医院的费用，三分之一由他捐献，其余由他向爱国工商业者募捐。（资料来源：宁波统战部网站）

说这两件离我们七十多年的轶事，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积极抗日的资本家存在。而项松茂和竺梅先，只不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我们说到“资本主义”就联系到“批判”两字，批判什么？为什么要批判？根本就说不清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原始资本主义那么血腥，马克思还肯定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呢！我们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又了解多少？而我们今天不反等级、不反特权的“社会主义”，真的就具备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格了吗？用充满不平等的“中国特式社会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能理直气壮吗？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比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步，还是远不如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该不该思考一下“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的问题？

看二、三十年代上海真实的劳资关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能简单评价。因为在民族资本家眼中，“工人”是分等级的，技术工人、学徒工、普通熟练工的待遇可以有天壤之别。一些优秀的技术工人，是为老板赚钱的工具，老板反过来“求”着技术工人的事情，是并不少见的；而学徒工、普通熟练工则被苛刻对待，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少见。但民族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倡导下，已经在寻求缓和劳资矛盾的办法，并在努力实践。

由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忻平着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着作出版基金资助的徐新吾、黄汉民着作《上海近代工业史》，搜集了浩繁史料，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特别是张仲礼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民族资产经济在二、三十年代的活动作了全景式的描述。使我们能改变以往对中国民族资本家漫画化、概念化、简单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民族工业史，有助于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去了解“资本主义”。笔者以下关于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家的论述，多出于张仲礼、忻平、徐新吾、黄汉民、徐鼎新的研究成果及引用史料。

德大纱厂的穆藕初认为，过去旧时资本家不把工人当人看，不仅浪费了企业发展最大能量，还造成了阻力和对立面。因此，他要求在自己的厂里增进工作效率与改善劳工生活必须统筹兼顾，要尊重个人、要想方设法发挥每个工人的积极性。说“唯有劳资协调，始足以维持于永久”。

康元制罐厂内有整洁的职工宿舍，有沐浴室，有整容室，有运动场，有娱乐室，有合作商店，凡职工都能参加各项有益身心的活动，厂方还邀请名人来厂演讲，组织职工看教育影片，使职工“安心尽职，努力生产”。（笔者的前辈就在三、四十年代的康元制罐厂当技术工人多年，此不是虚说）。

荣家在申新棉纺系统内设劳工医院，开办劳工储蓄，设立自治法庭，开展文体娱乐读报活动。厂方提出目标是“消灭劳资纠纷”、“促进劳资合作”、“增进产品出数”、“培养劳工们合群的精神和习惯”。申新九厂的技术工人工资可达50～60元，超过了一般的低级职员。

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工资形式大致可分为奖金、津贴与佣金、分成三类。奖金又分升工、赏工、年赏、节赏、月赏、生产快赏、功过赏、勤工赏、质量奖、考勤奖、花红等，上海英电公司年赏以12月发双薪形式发放，法电公司花红相当于月工资的三倍，1938年底，上海鸿章纱厂因营业发达，职工年赏和红利的数目增加到等于40个月的工资。升工多用于按日计酬的单位，月满勤26日，加赏4天工资。津贴则包括米贴、伙食津贴、房贴、煤贴、工作津贴、年资津贴、福利津贴等，一般用作对通货膨胀的补偿。佣金、分成主要出现在商业服务业中。

上海能在三十年代吸引了国内30％的产业工人，这里，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准属全国工人最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二十年代后期到1935年，对几百户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支出情况作了跟踪抽样调查，坚持记帐的家庭有305家，户主从事职业为分别为纺织业、化学业、机器建筑业、食品业、水电印刷业和运输小贩。305户家庭的户均人口4.62人，平均每户就业人口2.0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2.24人（包括本身）。每户年均收入416.51元（300元～500元占57.4％，最低的200元～300元占20.3％），年均支出454.38元（户年均亏空37.87元），年均食物开支241.54元，月均食物开支20元。月均20元的食物开支其生活质量达到怎样程度呢？笔者根据1980年上海居民凭票供应食品量并参考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人均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再以1933年的物价计算1980年上海居民食品消费费用，得出结果如下：以1933年物价计算1980年每户主要食品消费的价格（每户人口以三十年代平均4.62人计算）：米114.4斤，价8.78元（法币，下同）；豆油2.3斤，价0.39元；猪肉9.2斤，价2.85元；蛋2斤，0.38元，水产品2斤，价0.5元（按1933年白鱼价为平均价，1933年青鱼0.35元/斤，鲫鱼0.40元/斤，大黄鱼0.2元/斤，小黄鱼0.15元/斤）；鲜菜113斤，价4.5元；食糖2.8斤，0.23元，散装黄酒5.7斤，0.74元；（1933年物价依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上述一共18.37元。还余1.63元，根据1933年物价，如买水果，香蕉0.12元/斤，泊头鸭梨0.3元/斤，烟台苹果0.37元/斤，福桔0.23元/斤；而按照上海1980年的生活水平，除了有小孩的家庭每天给孩子吃点苹果或梨，大部分家庭成员是不可能每天吃水果的。1980年上海蛋和水产的计划供应量是每户两斤，有时还不能保证供应，鲜猪肉每人两斤。因此，1980年上海居民消费的米、猪肉、蛋、水产、蔬菜等主要食物消费量用1933年单价折算18元就够，说明1933年的上海普通工人吃的水平与1980年上海全体市民平均水平差不多，即基本能达到温饱。1980年是文革结束的第四年，供应比七十年代要好些了。但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是552.84元，其中食品支出309.6元，恩格尔系数高达56，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工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却只是53.15，这能说明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质量还是比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质量要高些。还需要指出，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户均人口4.06人，比三十年代少0.5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人口1.69人，比三十年代少负担0.55人；家庭就业人口2.41人，比三十年代少0.35人，如果三十年代工人家庭人口状况如1980年，工人实际生活水平应该更高。

在“穿”的方面，305户家庭年均添置衣服费用34元，34元一共可买10斤棉花，10丈细布（用纱织的布），5丈线呢（用线织的布，较细布厚实），并还余3元可作制衣工钱和买钮扣等辅料，这还只是张仲礼先生仅凭物价指数与收入开支对上海工人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最低量推算。比较上海计划供应时发放布票的最高标准是每人1丈6尺（一条被里所需布料或一套外衣所需布料）和纺织品专用券3尺的定量，就可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用于“穿”上的消费，比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穿”的消费要宽裕得多，宽裕度近一倍（平均家庭用布十五丈与平均家庭用布8.8丈之比，这还没有将1961年每人仅发布票6尺6寸、1962年每人仅发布票7尺7寸“平均”进去）。而且，从1926年到1935年十年间，分别来自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的两个统计调查都表明， 43种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为13.3％，平均年上涨1.33％（《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说明上海1926年到1935年的十年间生活物价基本稳定，上海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产业工人是可以维持上海标准的低水平温饱生活的，而33％的工人家庭平均年收入在500元以上，那已经是温饱有余了。正因为一般家庭都能维持低水平温饱生活和33％的工人家庭温饱有余，对摩登时尚的追求才能成为三十年代整个上海市民阶层所趋的潮流，由此可见，对于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上海而言，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准整体上并没有处在“饥寒交迫”的程度。

我在上海虹口区石库门中长大，周围多是工厂工人和普通职员，他们几乎都来自江南水乡，少部分来自广东。当六十年代“忆苦思甜”时，“大人们”都是诉日本入侵之苦，而对受资本家剥削之苦的控诉并不很强烈，只是说当学徒时要早起生煤炉、帮老板娘领孩子等，还认为这是当学徒难免的。那时我虽然才十岁左右，已经在纳闷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了。1968年我进了工厂当机加工工人，带我的师傅在1949年前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丰果品行的学徒。他有一次很随便说起：“阿拉老板对阿拉很好，都与阿拉一起吃饭的，阿拉吃啥他吃啥。”车间里马上就有人向“上面”反映，说他“觉悟不高”，他梗着脖子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嘛！”我那时刚走出校门，感到学校与工厂就是不一样，因为如果这话是学校老师说的，那老师早就被“飞机式”了，可我的师傅什么事也没有，还是当他的“班组长”。我感到即使是在高压政治下，底层社会还是崇尚实事求是的。

当然，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劳资矛盾得以缓和不等于劳资矛盾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不存在的。民族矛盾可以转移阶级矛盾，但不能因此化解阶级对立。技术工人待遇是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的，然而技术工人占全部工人总数三分之一还不到；野蛮落后的包身工制度、养成工制度（养成工指学艺只给吃饭不给工钱，限制人身自由，学艺期满要在工厂继续工作3～4年，工资仅为正式工人一半的那部分工人）、童工制度又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并存。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劳资矛盾。1929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对21个工业行业28.57万名工人作了调查，工作八小时的只占1.07％，大部分行业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甚至多达16小时。男工月工资平均17.52元，女工工资只有男工60％，童工只有41％（见上海市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而一般工人家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需要20.83元，一个纱厂工人月工资只能养活一个半人，上海家庭只有依靠家庭成员充分就业以增加工资外收入。上海报童、老年报贩、童工女工之多就鉴于此，工人罢工以求得改善生存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就一直在进行着。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1924~1927）曾经废止了超时工作制，到30年代民族矛盾尖锐时，延长工时又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中恢复，国民党政府编撰的资料中如实反映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