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的改革大有潜力，远没结束

摘要：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腐败问题，这与经济转轨有密切联系，是因为没有把公权力私有化，而不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现在有人想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体制，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现体制中还有许多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中国的改革远没有结束，通过缩减政府支出、深化产权改革、推进金融国际化，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源泉。

如果前30年就搞市场经济，成就可能更大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今天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尽管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但按照汇率计算，我们不久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分析中国的经济奇迹，就不得不回顾新中国成立的这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年到1979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逐步走出崩溃边缘，而后是一路腾飞，在1979年到2009年这第二个30年中，GDP年均增长率9%以上；人均GDP按汇率时价计算，从原来的100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000多美元。虽然第二个30年的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我们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改革，在很大范围内实行了市场经济的制度。

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前30年？即计划经济的30年。现在有人说，我们在前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同时人民教育、医疗卫生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寿命也有很大提高――这些成就足以证明过去的体制也是一个不错的体制。

但是经济学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是回答过去有成就或者没有成就，不是去论证过去30年是不是一无是处。你想，当时八九亿人进行了大量辛苦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会取得很多成就，这些劳动不是完全白费的。因此谁也不能否认前3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经济学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换一种体制，能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是不是能让人们的创造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是不是能让人们少做一些无用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发展经济上，是不是可以少浪费一些资源？是不是可以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总之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经济学不承认有十全十美或一无是处的东西，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在各种可替代的方案中，在各种经济体制或者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一个成本相对较小而收益相对较大的方案或者体制。因此对于前30年，要问的问题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换一种体制能否获得更大成就？是否有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不该付的成本？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经济不是更好的方案。如果当时不是实行计划经济，而是搞了市场经济，我们这60年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这里不是在脱离历史讲问题，那几十年的历史有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各种因素，导致我们走计划经济的道路。我们现在再回顾这段历史，尽管当时实行的体制和政策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历史上发生的就是正确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后30年我们要走的市场经济道路。我们改革和开放，摆脱过去计划经济的束缚，也就是说我们得不出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结论。相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假如前30年也实行了后30年执行的制度和政策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回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前面讲了前30年存在的问题，那后30年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体制，我们选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在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中，它的问题更少一点，可能的成就更大一点，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与早年有些学者的幻想或者错觉不同，即以为市场经济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以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市场经济也有它的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市场经济也可能失去理性，也可能导致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保障制度的话，很可能导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问题我们能看到了，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刚刚发生呢？在上一个世纪，上上个世纪，上上上个世纪，人们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也发现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问题：第一，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第二，社会差距拉大。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是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在于我们怎么解决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的问题。当年的政策主张就是搞计划经济，不仅中国，其他一些国家也实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计划体制。结果各个国家都证明了，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问题不是出路，最后人们又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把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体制――这已经被各国的实践证明。现在有些人的想法是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回到政府大包大揽，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而已，而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不断探索寻找新的办法，不断改进、调整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最近100多年来世界各国不断努力所在。迄今为止，基本的改进方法是增加一些公共服务，来对市场经济的某些趋势进行校正或者抑制。比如在市场经济基本配置资源的体制上，加上更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机制，来防止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以及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即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两大问题――收入差距拉大与市场无政府状态。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就是我们去想更多的办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校正和补充，使人类的制度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完美。

人类需要探索、需要继续努力寻找新的更好的体制，尽管我们也不相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但总是会有更好的体制。迄今为止，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各国实践都证明，回到计划经济不是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办法。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两个30年的对比中，我们应该明确，我们不能再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政府大包大揽、用计划管制来解决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确必须朝着市场化方向继续改革，使市场经济有更多补充体制建立起来，我们的经济才能有更快发展。

转轨时期，公权力私有化方能遏制腐败

现在人们经常会把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比较，从中指出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人把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归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其实这里有重大的误差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出现若干丑恶现象，例如腐败等等，这和我们所处的转轨时期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经济转轨特指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完全由政府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现在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时期。它们都是从中世纪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所谓的市场体制。而我们的前提是前30年的计划经济，在1979年后我们才从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搞市场经济。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还有大量政府管制的体制存在，我们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过去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是政府掌控着大量的公权力，有大量的资源掌控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手中，从这样的起点进行过渡，我们就面临一个重要的制约，公权力在市场经济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腐败现象。

人们一说起腐败，很多人认为腐败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才产生的，市场经济使得人们贪婪，用权力谋私利。但是要说贪婪和道德，在现在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面，人们也贪婪，有机会也会腐败，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腐败现象特别严重？我们可以想一想，腐败的定义是什么，腐败的基本定义是用公权谋私利。在这个定义下，我们就可以推理，假如没有公权力的话，假如都是私有产权，也就无所谓有没有腐败，用自己的钱谋自己的私利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结果是有的人更富有，有的人更贫穷，这是市场经济需要解决和防止的一个问题，但它不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在哪儿呢？不是因为人们贪婪，追求利润最大化。产生腐败的根源是公共权力的存在，是公权存在的同时人们又贪婪才产生了腐败。

那么公共权力是怎么来的呢？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企业都是公共企业，一切资本都是国有资本，因此一切权力也就都成了公共权力。例如一个售货员卖给你肥肉、瘦肉，都是一种公权力的使用。在这个例子就可能产生腐败现象，他可能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切一块更好的肉，本质上这就属于利用公权谋私利的问题，这就是腐败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才有腐败，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各种权力私有化才产生了腐败，是因为大量公权力仍然存在，没有完全改革才产生大量的腐败。在转轨时期，由于腐败能够货币化，使得用公权谋私利的行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腐败变得更加醒目。因此，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民营化，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减少政府部门的各种权力，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我们的公权力减少了，腐败才能减少。

有人说其他国家腐败少，是监督体制好，有各种有效的监督机制防范人们腐败，当然这个没有错，但问题是监督防范腐败，在经济学看来是有成本的。如果大量公权力存在，你需要建立多大的监管监督惩罚部门？要有多少的社会成本来进行监督和监管，我们才能防止腐败？这一系列社会成本也使得在公权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腐败难以抑制。因此根本在于要削减公权，而不是如何建立防范机制。只要公权力少了，少量的社会成本就能建立监督机制抑制腐败。

小政府+产权改革+金融国际化，中国改革大有潜力

经过60年的建设，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些人认为经济改革开放已经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经济发展了。当初在1980～1990年代时，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生产力，使经济增长有了巨大动力，并以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现在改得差不多了，没什么好改了。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现在体制当中，还有多少由于旧体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损失，就可以理解改革还有多大潜力可以释放。

根据我们的研究，近年政府部门过大造成支出成本高昂，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扣除。首先，我们这些年政府的行政支出，在整个GDP增长中所占份额有非常明显的加大，也就是说政府成本有明显加大。如果这个成本能够减少的话，那就能释放出一大块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潜力。第二，我们的产权体制。尽管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但仍然有大量大型的国有企业存在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尽管现在大型国企的利润率还是比较可观，但考虑到这些企业多数是在资源性垄断性行业，大量资源性、垄断性收入应该归为国家所有而不是表现为企业利润，但现在这些都表现为企业利润。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大型国企的实际效率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进行产权改革的话，这些企业的效率会更加提高，我们就能从中挖掘出增长的潜力。第三，我们的金融体制落后。尽管这次在金融危机中，由于我们此前比较稳健没有急于推进金融国际化，因此受到冲击较小，但我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如果进一步改革，使得我们资本配置效率提高，我们的增长潜力还会得到进一步发挥，特别是如果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在发展当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大的增长。第四，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有很多制度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过去一些限制和阻碍劳动力转移、人口流动的制度，例如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土地制度等，如果能够取消的话，资源的转移与配置将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我们的增长潜力将更大。

从各个方面看，中国的改革远远没有结束，中国改革大有潜力，我们能从改革当中获得更大的增长的源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不仅需要应对经济危机这种短期问题，同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更应该着眼长远，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得以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在今后的10年、20年，甚至下一个30年，才能继续高速、稳定、平衡地增长，中国人的福利才能提高得更大。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本文初刊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内刊，本刊发表时做了新编。感谢CCWE李稻葵、陈随的支持；感谢作者允许本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