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对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是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及其趋势不可或缺的方面。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虽然没有作过系统论述，但他在经济学手稿和著述中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性质及其过程等问题多有涉及，特别是对经济危机的制度性特征、经济危机生成与爆发的一般机理等问题作过深入探索。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我们仍能体会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

世界市场和危机最为具体的展开形式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就对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及其周期性问题作了探讨。马克思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2页）。对“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的运行过程作了初步探索。

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对经济危机问题作了多方面论述。马克思首先对危机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了论述。他在确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时，明确地把“世界市场和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具体的规定性，并对此作了两个方面的重要说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为货币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世界市场的“独立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货币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独立化的交互作用，才使得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及全面依赖，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及漠不关心形成明显对立，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普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了最为具体的展开形式。另一方面，只有在世界市场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切矛盾才得以展开，“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8页）。马克思科学地预见到，在发达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即如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经济危机必然取得“新的历史形式”。

危机和资本的限制因素

在这部手稿对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的分析中，马克思还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潜在地存在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流通中才可能成为现实，即“只是在那种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47页）。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性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危机取得了新的现实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四个限制因素”：“⑴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⑵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⑶货币是生产的界限；⑷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这“四个限制因素”，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的发展与雇佣工人消费的萎缩、资本价值增殖的生产目的与手段、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等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些“限制因素”的强制作用，使得资本在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周期地遭遇愈益深刻的经济危机。

危机的可能性形式和现实性形式

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以对萨伊、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经济学流派的危机理论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了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思路，即“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85页）。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W―G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第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81、582页）。它在各种支付相互抵消时只是观念地作为价值尺度发生作用，而在价值实现时需要实在的货币进行支付。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形成的连锁关系中有一个环节断裂，就可能出现以支付手段严重短缺为主要特征的货币危机。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

危机和经济运行矛盾的暴力解决

1863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手稿中，对经济危机从潜在的可能性向实在的现实性转化过程作了论述。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对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分析中，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问题；在对资本积累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的财富积累和工人的贫困积累的深刻矛盾，证明积累与经济危机联系的内在机理。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证明了这些矛盾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揭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运动历史趋势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7页）马克思由此揭示了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为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和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这一手段之间的冲突的根本性质。马克思认为，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矛盾得到缓解。但是，“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只能依靠对这种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的破坏才能继续前进时，这一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暴露无遗了。

信用经济、金融市场和危机

经济危机的根源尽管在生产领域，但流通领域特别是信用经济、金融市场等对经济危机同样有着重要的制导作用。资本循环中的闲置货币资本、准备金、周转机制中游离出的货币资本等，是信用经济和信用制度产生和作用的导因。信用的扩大是资本积累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信用制度的作用过程中，企业不仅要完成对支付承诺的完全兑现，而且还要全额支付作为货币资本“使用价值”的利息。在经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迎合企业对货币资本不断扩张的需求，利息率会不断地提高，企业支付的利息随之增加。在货币资本不断扩张中，受利润率下降和利息率上升双重作用的挤压，企业利润必然减少，进而导致资本紧缩，信用的连锁关系中断，经济崩溃迅速逼近。结果，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不仅不能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深刻矛盾，反而加剧了生产扩张与消费萎缩之间的尖锐冲突。因此，“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页）。在信用关系发达的经济关系中，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必然表现为货币流通的危机和信用链环及金融体系的崩溃。马克思认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马克思对信用危机的探索，对我们理解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只有信用链环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不断继起，才能维持资本的顺畅回流，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再生产过程受到阻碍，资本的回流必然出现困难，信用制度或金融体系必然遭到破坏，以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就将全面爆发。马克思认为，信用危机是通过资本转移、信用支持和利润率下降的反复引导而扩展开来的；只有在再生产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时，信用制度的内在矛盾才会绝对化、公开化，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才会成为现实。

虚拟资本和信用制度、金融危机

信用或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信用制度和金融系统超常的混乱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信用或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是极少数深刻论述虚拟资本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所指的虚拟资本，主要是股票、债券、银行汇票等银行资本。与虚拟资本相应的虚拟经济，主要是指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金融业是其主要形式。虚拟经济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是虚拟经济的根本体现。

马克思有关虚拟资本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信用危机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在研究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关系时认为，由于货币资本积累并非完全来源于生产的扩大，它的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并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和膨胀。这些货币资本会通过信用制度得到成倍的扩张，出现一定规模的日益扩张的虚拟资本。这时，“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象价值符号一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76页）。虚拟资本的疯狂扩张完全脱离了实体资本的规定与运行。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信用链环的断裂，是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导因。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探讨，对当代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结合新的情况和实际经济运行的现状，发展马克思有关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论述，深刻理解现代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发生的特征及其严重后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荡都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完善和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提高驾驭虚拟资本的能力，在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加强对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的监管，及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进行防范和有效化解，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的必然措施，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