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警惕以民生的名义干预价格

中国改革成就如此之大，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中国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基本区别有二：一是产权制度;二是价格制度。在计划经济下，价格是由政府规定的一个核算符号，是政府进行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的工具，而非资源配置的信号。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下，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信号，也是决定收入分配和激励个人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

从计划价格体制到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30年成就的关键。

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完成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价格体制正在走回头路

尽管双轨制价格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如何改革石油、电力、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2446.917,-0.30,-0.01%)的价格体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但成品油和电力消费价格并没有做相应调整，形成严重的价格倒挂，不仅不利于企业正常经营，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在本来已经完成价格改革的竞争性领域，最近政府部门又在重新引入价格管制，在体制上走回头路。

走回头路的一个原因是近几年社会上出现的反市场化倾向。兰州市政府物价部门对拉面限价就是一个例子。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对竞争性产品的价格提出限制?缺乏科学理性思考的人，以为这样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

其实，真正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部门一方面限制竞争，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卖家的剥削，这是不合逻辑的。政府限制价格，企业可以降低质量，消费者最终得不到什么好处。反倒是，一旦价格由政府来规定，就可能变成政府部门寻租的一种办法，企业老板就要找当官的走后门，腐败就不可避免。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政府对住房市场的价格干预值得商榷。因为房价高，老百姓有怨言。于是，政府出台政策，修建经济适用房，甚至还有限价房，很多人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普通人的住房问题。但如果这些房子的市场价值很高，谁能得到这些房子，就是得到一大笔补贴。谁能拿到?除了极少部分是通过排队、熬年头筛选出来的普通人之外，大部分都分给那些有特权、有关系的人，如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普通老百姓根本得不到。

帮助低收入者的最好办法是直接给他们货币补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讨论的“从实物福利到货币福利”，而不是让政府越俎代庖。

政府对劳动力价格的干预更不可取。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成就。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灵活的工资制度使得大量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转入工业，中国才发展成世界制造业大国。2008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劳动合同法》在合同雇佣、解雇条件中做出了太多的限制，会使得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僵化。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不会有好处。

政府在企业雇佣工人、解雇工人和工资水平上的限制越多，企业就越不可能发展，工人找到工作就越难。有些人可能不相信这一点。但各国的经验研究证明，很多美其名曰保护劳动力的法律，结果受到最大损害的是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推动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越充分，劳动者就越能得到公平待遇。

1980年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受歧视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不是问题了?因为有了用人单位之间的竞争。

最低工资制度很荒唐

前段时间又不断有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文件，规定工资的最低增长幅度，这是非常荒唐的做法。

如果工人工资的增长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政府规定，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会削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将导致工资和价格螺旋式攀升，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企业有决策的自主权，包括定价的自主权。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

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放开价格。这样，即使没有企业马上就真正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如果现在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不断蔓延，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政府在价格体制上走回头路，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环境破坏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捍卫市场经济。

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作者是：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发表于2010年1月15日)